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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或“性本恶”(参见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对于传统文化整体的重要性堪比五条公理之于欧氏几何的重要性,相当于传统文化中的“本原”和“始基”。
人性本身是客观存在。无论是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都是人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与客观存在的人性本身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构成了一种文化独特的基因。
人之初之“公理”一旦确定,文化的基因一旦形成,便开始从根本上建构一种特定的文化。
1.性本善
在熟人社会中,譬如同居于一村或土楼中的人,性善论的基因和假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一旦走出土楼和乡村,走向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之时,失去熟人的监督,性善论逐步暴露出与生俱来的弱点。
首先,性善论有可能掩盖人性恶的一面,从而没有为人性之恶设置必要的底线。没有底线,人性往往肆意而为,没有最恶,只有更恶。
在另一端,对善的追求一旦超越人性就可能走向伪善。严复的归结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声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其次,既然性本善,重要的是劝人向善,重在内心的伦理道德。不同于刚性的法律,伦理道德之柔性在于诱导“良心发现”,需要内心感悟,依赖于个性和特定的语境,彼此间很难借鉴和共享。先是“合情”,然后才是“合理”,此即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情本位”。而“个案处理”又为各种类型的恶留下后门。
复次,顶层设计。性本善,自然有“善”的级别和层次,如,勿以善小而不为。由善小到善大逐级收敛而通往至善的境界。“善”及其收敛和提升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为身边事为家庭是小善,为集体为天下乃大善,修齐治平。小善服从于大善,这是张艺谋“英雄”的核心思想。
顶层设计与情本位劝人向善结合起来,就是形形色色的“感动”和“最美”。
收敛导致集中权力,集中到顶就是皇帝,而皇帝则具有最高的道德,这就是“内圣外王”。张灏先生认为:“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信念: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为圣贤的可能,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已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集人间所有美德于一身。
最后,性善论在向上收敛之时向下兼容。人非圣贤,并不是谁都可以攀升到这一高度,因而,在圣贤之下必然有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和为贵,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可以和而不同。种种不道德甚至突破底线的人和事,在“和”的旗号之下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内耗和内卷。
收敛、柔性、顶层设计、集权,以及向下无原则的兼容,是性善论这一基因或公理的必然推论。
2.性本恶
上述种种与以“性本恶”为原初假设的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性本恶,自然强调底线,以法律为准绳,不准逾越底线。刚性的法律是“普适性知识”,清晰明了,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法律类似于“负面清单”,底线设计,底线之上发散,只要不违法,怎么都行,有助于个性的展现和创新。在怎么都行的个人自由之间,以及“群己”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契约关系,并在契约安排下自组织,以达到公共的“善”,这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国富的源泉。社会中的权力则相对分散,且相互制约,此即社会契约论。
性本恶,看似赤裸裸、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张灏的“幽暗意识论”认为,人性中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忽视后者的能量,未能建起有效制度来防范其恶性膨胀,是中国屡屡错过现代化机遇的重要原因(https://mp.weixin.qq.com/s/sNkaVvIorM4g5_O9v9y_Wg)。
人之初,性不定。王阳明先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说的就是“性不定”。人之初,既非本恶,也不本善。
最近看到的说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良的意思,而是“从”。人性依附在好的环境和制度,就会适应文明,适应真善美。如果依附在一个坏的环境和制度里,就会适应野蛮,适应罪恶丑陋。从善如流,其实,从恶亦如“流”。“流”者,水也。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如水之适应容器。而且,从善与从恶大有不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只有少数人能突破容器的制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容器”具有决定性作用。
文化,即在于以“文”化“人”,除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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