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大城市的人口与机动车数量都在增长；愈发拥堵的交通，加剧了时间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然而，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好的教育科技资源，对于人才极具吸引力。我们需要寻找好的措施推动中小城市的建设，教育科技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大城市由于就业机会等优势，吸引了技术人才与高收入者的涌入，推高了这些地区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造成了交通拥堵等问题。亚洲的其他国家，比如东京、首尔等大城市人口也很密集。虽然有一些计算显示，东京的人口密度比北京高很多，但是必须注意到人口密度计算的是面积密度，而不是体积密度，所以楼房的平均层高并不统计在内。计算了鸟的翼展与身体比例，并不代表人装上大翅膀就可以飞了，还与速度、体重等因素有关。交通拥堵并不只与人口密度相关，还与城市规划（比如低房租小区的分布）、交通需求等问题相关。如果很多人的通勤里程比较长，就更有可能发生长的羊毛线一样纠缠打结的情况，造成交通拥堵；而因为家人或经济的原因，或许不能搬家来改善上下班的通勤。即便大城市依然可以扩容，中小城市的发展也是刻不容缓。在描绘日本职场的电视剧中，东京等大城市的确看上去很光鲜；但是日本小城市与农村的少子化、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减少也是难题。新海诚的动画电影《你的名字》描绘的日本山村让人印象深刻：没有咖啡馆，只有罐装咖啡的自动售货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历史的学习提示我们，整体的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城乡，地方也需要有好的人才与文化[1]。

具有优质师资力量的重点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北京与天津集中了清华、北大、人大、南开等多所名校，邻近的河北、山西与山东缺少与之比肩的一流大学。相对的，华东五校分散在江浙沪皖四个不同省份，促进人才培养与流动，与长三角地区均衡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地理上来看，日本的7所著名的国立大学分布在东京、京都、大阪等不同城市；韩国的首尔大学、KAIST等国立大学也在不同城市（私立的高丽大学与延世大学在首尔）；美国东海岸的常春藤、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伯克利，美国中部与中西部也有很多著名州立大学（这些地区人口密度也较低），大学教育资源分布非常均衡。抗战时期的北大、清华、南开迁入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的历史，提示我们人才过度集中的风险。科幻故事中描绘的美苏核竞争下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去中心化，降低工业或人才团灭的风险。如今是和平年代，发生战争的风险较小；但是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学生毕业后更愿意留下来，供需关系就推动了房价上涨。发展中小城市可以减少城乡差距，促进收入与财富平等。

如何推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均衡发展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模仿苏联的院系拆分合并搬迁的方式，可能影响大学的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找新的方案。一家市中心的著名餐馆只能容纳20人就餐，重新整修扩张的土地与时间成本很高，可能还会流失顾客；因为餐馆重要的是厨师、菜谱与食材，所以在客流较多的地方开个餐馆的分店，反而更加容易成功。类似的，清华、港中文、哈工大等著名大学都在深圳设立了分校，而南方科技大学直接在深圳新建。正如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平衡不同地区的教育科研资源，必须保证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两所一流大学。一些大学由于排名等问题，难以招收到有潜力的研究生，是一个现实困境。信息计算机、能源环境、气象、医学、农业等领域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在二三线城市新建或扩建，可以帮助平衡不同地区的科研资源。国家与省级重点实验室可以引领重大创新与交叉等领域，可以有更快地培养工业界需要的人才，也可以对冲基础科研由主要由大学引领的风险。建立新的研究院所，吸引青年才俊加入，反而可能减少一些人事冲突，比如老教授与年轻教师薪资倒挂等问题。新建或扩建的研究院所，可以与当地的大学在竞争与合作中，促进教育科研的发展。

中小城市想要吸引人才，必须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个难题不解决，就很难发展中小城市。美国的计算机行业的公司大多分布在硅谷，金融企业集中在纽约，因为人才在这些地方更容易跳槽创业，寻找新的机会，这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提供的便利。二三线城市似乎难以提供这样的人才流动的资源。英特尔的总部虽然在加州硅谷，但是员工最多的地区则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附近，为什么英特尔的员工可以远离硅谷呢？美国十二次人口普查报告的作者们得出这样的观察：机器的使用，减弱了劳动力市场对特殊技能工人劳动力需求；越是自动化的行业，公司地址的选择越少受到特殊劳动力供应的制约[2]。英特尔不同于其他软件公司，是一家具有制造生产芯片（foundry）能力的硬件公司，大型生产制造设备与配套设施价格高昂，所以公司的地址决定了员工的居住地。京东方是世界上最大的液晶显示面板供应商，在合肥建设的6代线，是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工业投资[3，p.124]，资本密集的光伏产业的发展也有地方政府的支持[3]。类似这样的资本密集行业的建设，可以给二三线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二三线城市的就业，可以在不同部门与行业之间寻求合作。美国的防务支出（defense spending）对当地经济也有推动作用：2019年，在防务支出最高的10个州中，离首都华盛顿特区最近的弗吉尼亚的防务支出占该州GDP的10.6%，其他9个州的防务支出与州GDP的比例在5-8%之间[4]。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工业均衡发展与防务的去中心化的策略。公共部门的一些工作岗位与承包商可以更加均衡地分配在二三线城市。如果能找到的稳定可再生能源供电方案，数据中心与高耗能行业，也可以考虑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站附近建立，助推二三线城市的就业。汽车行业聚集的城市，可以设立环保研究中心；癌症医学中心附近，建设与电子病历相关的数据中心等等。大学有不同的优势学科方向，可以因地制宜，就近吸引一些工业界的研发中心，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有机结合，推动人才更加均衡的分布，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

英特尔在波特兰附近有很多硕士、博士学位的雇员，但是波特兰附近或者俄勒冈州都没有什么著名大学，为什么这些高学历的工程师不担心子女未来的教育呢？为什么中国80、90后的家长有那么多的虎爸虎妈，为子女的教育焦虑呢？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2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也正好是80、90后成长的时期。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左右，是日本人均GDP的1/30；20年后，中国人均GDP是10000美元左右，是日本人均的1/4。从事计算机与金融等热门行业的80、90后甚至比日本同龄人的工资都高。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过去无法想象的追赶；80、90后的家长进入了未知的领域，所以对子女的教育产生了焦虑的心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为平稳缓慢，大学招生比例也是比较平稳地增长，与预期的生活差异不大，所以焦虑比较少。即便80、90后家长的孩子异常聪明努力，18岁就从大学毕业，23岁博士毕业，提出了近乎完美的近光速飞行的理论，但是当代的科技却无法生产制造近光速飞行器。世界上的活不可能让一个人做完，天才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需要耐心地等待他人的进展；而家长也需要减少焦虑，用理性抵御同伴压力，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

如何进一步支持二三线城市的教育发展呢？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吸引了人才，享受了人才红利，比如生源地为中小城市的小语种、高学历的研发人才等等，在大城市的就业推动了大城市的经济。所以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后，也有提携中小城市的义务，将一些税收或慈善捐款，补贴中小城市，推动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北京、天津具有很好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与河北分享，比如京津冀三地高考统一使用全国卷，大学招生指标统一分配。一两年内完成这个招生指标的统一分配，难以实现；河北有11个地级市，每年随机抽取一个地级市进入京津的招生指标，在11年的时间，完成高考招生指标的融合。京津冀总人口与广东差不多，现有的高考志愿的计算机软件足以完成这项任务。这样华北地区的教育资源也可以像华东五校一样更加均衡，平抑京津地区的过高房价的同时，促进河北的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

二三线城市提供的教育不需要专注在大学阶段，优化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也可以平复家长们的焦虑。网络与交通的发展，缩小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由于生活成本的不同，日常生活质量差别不大。大城市有更好的艺术文化的氛围与更多的大学教授，但是中小学生的教育天花板，远没有达到需要围棋世界冠军、博士生导师亲自教授的阶段。大城市工作的家长，背负着贷款，拥堵的交通使得通勤时心情烦躁，较少时间陪伴孩子。在中小城市工作生活的家长，可以少一些交通拥堵，多一个小时陪伴孩子学习兴趣爱好，或者共同读一本书，爱与陪伴对孩子性格的成长或许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一些家长的教育程度不高，不能给孩子学习上的直接辅导，但是陪伴孩子，共情他、她的苦恼，能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与友善的性格，也能促进孩子学习的独立性。中小城市房价较低，时间与经济上有一些余裕，给孩子存下一些钱，未来出国交流学习、读个硕士，尤其是德国、日本等学费较低的国家。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生活各有利弊。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采用更多的措施，推动教育与科技在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

引用文献：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三版，第二讲，唐代，54页

[2] Krugman, Paul R. Geography and trade. MIT press, 1991. p.62

[3]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Local Defense Community Cooperation, Defense Spending by State, Fiscal Year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