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南通人，1894年考中状元；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激于义愤，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的中国；后来父病南归，脱离政界，把主要精力放在实业、教育、文化、水利、交通、城市自治和建设以及慈善事业上。其中，他创造性地经营南通城市建设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由此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最近，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院士在参与规划南通博物苑的扩建、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后认为，从近代城市规划史的角度上进一步探讨张謇的城市建设思想与业绩，对于我们借鉴前贤探索的经验，逐步走出具有中国和地方特色的城市建设道路，铸造新的辉煌于世界城市建设之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謇创造性地经营南通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试验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引张謇挚友刘厚生语)。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1)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2)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资、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3)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

(5)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二、对张謇早期现代化试验的认识

今天，对上述试验，我们可以作如下认识：

(1)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以发展生产力为起点的

张謇认为：“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无功”“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求原料之充足”，“农产品为多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发展永无可望”，故张謇实提倡工农协调发展。客观上，前述兴办实业、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发展交通运输等事业也都提高了地方的生产力水平。

(2)张謇兴教育的目的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近代文化

张謇在文化教育方面很有建树。美国教育家杜威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十分注意对城市文化方面的人才的邀揽与培养。例如，他在选博物馆馆长时说：“胜斯任者，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研细致富有美术之兴趣者，志于此。”在改革戏剧方面，张謇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建“更俗剧场”可容1200座的近代剧场邀请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来南通演出，聘请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校办；为纪念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在南通的戏剧活动，建“梅欧阁”等。此外，1910年，张謇在南京南洋劝业会结识沈寿；1913年，为发展女子教育、提倡工艺美术，于1914年成立刺绣学校一女工传习所，由沈寿任所长；7年后创建南通绣织局，请沈寿担任局长；后来在上海及纽约设分局，发扬艺术、振兴实业，并协助沈寿撰写“雪宦绣谱”。

(3)张謇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古代通州城于958年始建，具有典型的州城格局；明中叶，东西两侧关厢有所发展。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他将工业区选在城市西郊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城市南郊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

张謇修马路、建博物馆、建五山公园，不遗余力地开展城市建设，并以一种诗人的情怀经营城市，努力使人民有安居乐业之所。清末，他在城区修建城市公园，1918年扩展为东、南、西、中五所小型公园，谓为“五山以北五公园，五五相峙”；“一邑之中一大苑，一一珍藏”；1914年还在唐闸工业区兴建公园。

他对城市旧城进行合理的扩建，在主城区南门外与桃坞路建设公共行政设施和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濠河畔兴建学校、博物苑、图书馆等文教事业，在新区开拓城市新的发展空间，活跃市容，并重视城市景观的创造。

为了推进城市建设，张謇还有意识培养南通的总建筑师，也可以称之为从本土成长的中国第一近代建筑师之一的孙支夏，留下了不少中西融贯的建筑设计作品。

(4)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观念

张謇的发展南通的思想不仅基于城市观念，而是谋求城、镇、乡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具有区域发展的思想。拟议中的通、泰、盐经济区和开发吴淞的计划，比今天苏锡常经济区要早半个多世纪。

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需加阐述。垦牧公司之创建饶有意义，不能仅仅认为是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实际还在为现代农村建设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且看他在星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提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成绩：“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徐梁，若成小世界矣，而十年前以前，地或并草人亦鸡栖蜷息。”

在张謇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南通周边地区的如皋县沙元炳、金沙镇孙儆、盐城县凌训智，都致力于振兴本地实业，筹备学校，卫星城镇的作用俨然兴起。

综上扼要所记，张謇发展实业，建设新城镇，拓展新城区，兴建区域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交通建设，致力发展农村等，这不仅仅是进行城市与地区的物质建设，更是一种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良”。

追溯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我们追溯这段历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重新评价张謇的城建思想与功绩，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探讨其现实意义，即研究张謇所从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以及他在一系列城市建设实践上的“城市一地区”规划建设思想，探究其对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意义。

一、更为深层地分析与认识张謇

我们规划专业工作者评论南通，首先肯定南通“一城三镇”之规划创造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用西方“卫星城”理论来理解就不一定恰当。“一城三镇”是南通布局的特色，是张謇根据工业交通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包括在发展过程中因势利导的创造。从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张謇自己对南通具体的规划思想的叙述似乎并不多，但其所行所为，从不自觉到较为自觉，有一个形成过程，并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为解释此点，需对张謇作进一步更为全面的、深层次的分析与认识。

(1)爱国爱乡爱民的本色

这在他的一些传记中已有记录，前文也概括地作了些说明，张謇基于强国富民之志，状元“下海”；文中亦述及“舍身喂虎”，“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行年七十，不敢自暇逸”，其所行所为根植于诚挚的国家与吾土吾民之爱，溢于言表。

(2)“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

对此本文不作过多的讨论，这是历史学者予以评论的命题，但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在当时政治条件下，政府昏聩，军阀割据，南通能谋求“自治”于一方，干实事、以其成就使地方受益，不失为现实之措施。其作为全国的政治路线，谋求救国之道，当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南通的地方建设应该说是成功的。并且，“地方自治”的政治抱负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改良”，尽管具有空想主义乌托邦的色彩，但张謇却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身体笃行，完成了不少事业，前述的南通城市建设种种亦属在这一宏大思想下的产物。

(3)多方面、多层面的建设路线

张謇先生的建设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对经济社会有较为广泛的了解，例如他对棉、铁，从国际市场情况、当时中国社会能力与需要，作了种种的观察与思考，谋求发展之道；他对水利交通有相当的研究，有一度在政府任职，总管工商、水利等事务的经历，并亲自参与种种具体规划；他建议陇海路应通向南通他拟的路线是宿迁、淮阴、淮安、盐城、南通、祟明，对发展苏北意义极大，惜因政见之争未被采纳，直至今日这条路线仍被列入江苏省的规划之中；又如对开辟吴淞商埠的计划，主张先在长江口的吴淞口先创市政、工商业兴盛的地方建良港，兴商埠作为收回租界之先声，尤为难得抗日战争前上海市政府主事者吴铁城发展江湾新行政中心出于同一构思。以上说明他的思路之广阔与远见卓识，他的城市规划、区域发展思想当属多系统多层面建设路线的产物。

(4)科学与人文精神

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中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日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对于南通地区的发展源于《史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思想；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等等，都闪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芒。因此，南通不仅是聚居的场所、生产的基地，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场所。这与今天城市所追求的“宜人的人居环境”的创造，在理念、理想、理论上的原则相一致。

在当时条件下，张謇能较为自觉地接受近代科学事物，注意当时的信息，其言“我之故，以人之新证通之，而故有用；中之事，以外之法干之，而中有师”。20世纪初，欧洲、日本出现的一些近代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思想，未必已经传到中国来那是193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张謇在他的日本之行70天的阅历、作了有心人的观察例如张謇《东行日记·1904年》记述他观察到的“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学校，宏敞整洁；工厂林立、廛市齐一，相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果然张謇本人之经营南通，作为开拓人也付出了二十多年之努力，成绩卓著。张謇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并依据“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西方人才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城乡，在实践中逐步酝酿，形成中国近代较为完整的规划思想；并声称重视规划、重视测绘，“建设之规划求其当，规划之测绘求其详，循序以进，当另具计划书告国人，广求教益”，“要整理兴办地方事业，先要晓得地方面积多大，户门多少家，多少人，故要有一套完整的舆图，然后才能图上计划，哪里放学堂，分划村区，开河道，疏通水……”其难能可贵者，亦在此。

(5)哲学思想与方法论

张謇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他治学处事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学问需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他留心有实用价值的学问，阅读书籍，旅行观察山川地势，两者融会相通，体现了一种探索者、创业者的精神。他脚踏实地地结合南通的条件，但又不局限于南通一地，他高瞻远瞩地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需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在20世纪之初的年代，能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实为难得。

上述诸方面说明：

第一，张謇思想中的规划与建设是广义的规划建设观。在宏观上，包括从城市到区域发展、实业建设、文化建设从国家博物院的建议到南通博物苑的建设，关心研究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微观上，他很重视建筑保存古迹并关心工艺美术请工艺家名人到南通平民工厂传授徒弟，对园林植物有着特殊的个人兴趣……但是他的着眼点更在国计民生，改善环境，发展地区，实现社会理想，用以推进“整体的社会改良”，因此张謇的规划思想是根植于社会之规划与英人李提摩太谈话后所书“感言之设计”可说明。

第二，张謇的规划设计灵魂在于毕生的艰苦探索、点滴酝酿、卓绝创造与心得体会的积累。后人评其为“另辟一条新路，完全从他的机警、创造性和智慧得来得”、“先生成功的要素，是纯洁、创造性、远见和毅力……”。

张謇并非地方官，他是一位有实力、有社会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阀重重矛盾的夹缝中求得苟安，全于一隅之地。办任何事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然更为困难，但张謇除了多方努力筹措外，一再以其所得进行捐献，甚至多次鬻书补贴公益，德行更难能可贵。

当然，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张謇也不例外。他属于那个历史时代，有他特殊的经历，但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在家乡建设起“新世界的雏形”，而且成功了，南通被誉为是“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这非常了不起。正如胡适所说：“他独立地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用他自己的解释“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等级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感人至深。笔者还同意胡适的论断：“张季直先生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这也是确切的，张謇本人及其子孙张孝若先生也承认：“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张謇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的很……”

正因为张謇先生作为整体的社会改良家，他的许多志愿难于一时完成，他是失败的伟大人物，世界上有多少理想家、实践家，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无论如何张謇能将许多志愿凝聚于一地、结晶在南通，从城市建设来说他是成功的，他是近代南通的奠基者，“南通模式”的创造者，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近代的南通就是他的丰碑，今天还屹立在那儿。

二、迎接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写至此，文章本可告一段落，但意犹未尽，笔者认为整理近代南通的历史和缔造者的业绩，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不免令人想到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kk在《城市文明》一书中所提出的“城市黄金时代”。笔者在分析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直到20世纪的伦敦2500年间21个城市的例子后，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城市的发展中，各有其城市“黄金时代”，它从何而来﹖它们创造的火焰如何燃烧得如此特别，又如何一致﹖什么使得这些特定的城市在特定时间突然如此地具有创造性﹖又为什么这些精神之花只在几年、十几年或至多二十年就凋谢，突如其来又突然而逝。霍尔书中并未研究中国城市，借用他的分析与论断，对我们研究南通倒也有启发：近代南通城的建设高潮，恰好也只有一二十年，真也可以视为这个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条城市建设的路线形成不易，我们认识它也很不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才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说明一条切合当时当地的城市发展路线的形成是多么的困难，即使全面地理解它也并不容易，同时也启示我们对今天的城市发展要持多一份谨慎的态度。

从80年代初起，笔者有幸被当时中央组织部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合办的市长、市委书记研讨班邀请作演讲，在多次演讲中，我每每引用中国古代“循吏”的光辉事迹，如白居易、苏东坡、范仲淹为政造福一方的业绩，来勉励今天的城市领导，这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这些先贤的事迹毕竟距离我们远了些，而张謇与南通则是上个世纪的范例，看得见、摸得着。如果要讲困难，张謇的那个时代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凋敝、经费上拮据，充满了困难，更何况张謇时代我国并无多少现成的城市规划理论可言。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南通模式”的创造、新南通城的建设说明，一个有创造性的规划建设，需要多么深的底蕴、何等的“远见、创新和毅力”。

我们今天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有远远超过过去的国力，有城市化的要求，有各种案例的借鉴，应该说中国正面对历史上不曾有的机遇，正处于足以产生“城市黄金时代”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新的问题与挑战也是严峻的，城市化问题复杂难题很多。借鉴前贤探索的道路，我们应以更高之远见、更艰巨之创新与更坚强的毅力，面对实际问题，发挥新的具体的创造；不囿于某些固定条条框框生搬硬套，不泥于世俗观念而东施效颦，“不唯上、不唯书”，不随风。只要我们足踏实地、实事求是、热爱乡土、崇尚科学、发展经济、发扬文化，心中存着城乡亿万广大群众，不骄不躁、虚心学习、兢兢业业、步履笃实，我们就一定能逐步走出有中国和地方特色的城市建设道路，完成我们新时代的庄严使命，铸造新的辉煌于世界城市建设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