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固时期国立西北大学概况

姚远

城固为一小县，城内面积狭小，而城外则平畴沃野，禾苗青葱，南临汉水，北瞰秦岭，校址邻接东城，辟有便门，出城极便，课余之暇，闲步城外，饶有乡野别趣，兼之沟渠纵横，流水清漪，尤能令人心旷神怡。交通方面，沿汉白公路，东至白河，以达湖北之襄樊；南至汉中仅30公里。自汉中有公路经褒城西北达宝鸡，衔接陇海铁路至西安；西南过宁羌（今宁强）、广元以达成都。有西北公路局汽车，尚称方便。校本部及文、理两学院在旧考院。学校各办公室及教室，男女学生食堂，女生宿舍等，皆利用原有房屋，建筑多系旧式，另外新建图书室、物理、化学、生物各实验室，比较适用。男生宿舍在文庙内，系利用两廊及配殿等原有房屋，距校本部甚近，光线尚佳，然因学生人数过多，稍感拥挤。法商学院在城外西北数里之前城固县立职业学校旧址，所有建筑，较为新式。另于其后添建学生宿舍若干座，校外四野空旷，空气新鲜，门前新修大操场分置各种运动器具。

校长综理全校校务，其重要之学术设备事宜，则由校务会议议决，校长负责执行。校长之下，设有校长办公室，置秘书一人，下分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分置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一人。教务处之下，分设注册、出版、图书三组；训导处之下，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三组；总务处之下，分设文书、庶务、出纳三组；以上九组，各置组主任一人。关于会计事宜，另设会计室，置会计主任一人。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系系主任、会计室主任，及教授选举代表组织教授会，为全校最高议事机关。

按照《国立西北大学组织规程》，学校“以研究高深学术，陶铸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相继提出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做西北“一切大学的基石”“恢复固有文化”“振兴蒙回教育”“注重考古工作”“担任地质调查”等具体目标，“以奠定全中国文化之基础，并作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1]稍后，还以西北大学为主，联合全国各方力量，成立了西北学会，创刊《西北学报》，甚至向蒋中正、林森、陈立夫、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暨前方将士、西北党政军长官、全国各文化团体发出通电，声明“成立西北学会，借以砥砺学术，发扬文化，作建设西北之准备，振中华之国魂，作文化之反攻”，俨然吹响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进军号。1940年4月，教育部决定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永久校址。1940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到校视察，并在法商学院二楼阳台向全校发表讲话，对未来发展提出希望。

至1940年暑假，开始有第一届毕业生：中国文学系7名，历史学系2名，物理学系3名，化学系9名，法律学系16名，政治学系9名，经济学系14名。外国语文系、数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商学系均无毕业生。全校共计毕业60名。这是西北联大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的学生转入西大后第一次获得西北地区最高学府的毕业证书，排在名录第一名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杨俊民同学（时年23岁，河北文安人）。台湾1967年至1976年的第三届“大法官”张金兰（别号晚秋，时年26岁，山东高密人）即为本届法律系毕业生。国民政府党军政要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司法院院长居正，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以及白崇禧、卫立煌、蒋鼎文等特地为《国立西北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录》题词祝贺（图6—6、图6—7、图6—8、图6—9、图6—10、图6—11）。                                              

图6—7  蒋中正6次为国立西北大学同学录题词（左起第一、二、三、四、六、七届）

图6—8  居正为西北大学同学录的题词

图6—9  于右任为西北大学同学录、西北大学陕西同学会刊、国立西北大学旅台校友通讯录的题词

图6—10  孙科、林森为西北大学第一、三、四届毕业同学的题词

图6—11  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为西北大学毕业同学录的题词

图6—12 白崇禧、卫立煌、蒋鼎文为西北大学同学录的题词

这么多党政军要员为区区一所学校的非公开出版物学生毕业名录题词的做法很罕见，说明了各个方面均对这所大学寄予厚望。

1941年时，根据《教育杂志》编辑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全国综合性大学有20所。其原表排列如下（表6—1）：

表6—1 全国20所国立与省立大学概况（截至1941年7月）[2]

注释：“-”，原表空缺。其中，皮宗石（任职时间1940年8月至1942年3月12日）未到任，陈石珍代理校长（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12日）；赖琏继任。

这表明战时我国国立和省立高等教育的全貌，也表明国立西北大学（图6—13）在改组两年后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战后，国立西北大学将自己的校史表述为：

本校原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院合组而成。缘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变作，平津沦陷，国立各校院相率南移。九月，教育部乃令平大、师大、北洋工学院三校院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聘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臧启芳、周伯敏、辛树帜诸先生为筹备委员，并批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五委员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校务。十一月十五日开课。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迁离西安，四月奉部允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及文理学院、法商学院设城固城厢；工学院设城固古路坝，医学院设南郑，农学院设沔县，分别部署，先后上课。七月部令撤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校务委员会，原有筹备委员会改为校务委员，先后增聘胡庶华、张北海两先生为校务委员，指定李蒸、徐诵明、胡庶华三先生为常务委员。又令农、工两学院分别独立，改设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及国立西北工学院，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廿八年九月，复奉令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师范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以上自临大而联大，而西大，原分六院二十三系，联大时农、工两学院分立；改组为西大时，师、医两学院又分立后，本校文理学院奉令分为文学院及理学院，合法商学院共为三学院。二十九年八月，调皮宗石先生任本校校长，未就职，校务由教授王治焘先生代行。十月，部令派参事陈石珍先生代理校长。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行政院决定准免皮校长职，任命赖琏先生为本校校长，五月四日赖校长就职。三十二年八月奉令于法

图6—13 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时的大门

律学系内增设司法班。三十三年二月，赖校长以在中央另有任务，一时不克返校，部派教务长杨宙康先生代理校务。七月，行政院决议任命刘季洪先生为校长，刘校长于八月二十六日到校接收视事。即自三十三学年度起于文学院内增设边政学系，并于训导处下改设生活管理、课外活动、体育卫生三组。三十三年十月，中央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本校遵令于十一月一日成立本校青年志愿从军咨询委员会，计共送志愿从军男生52人，女生2人。本校自改组成立迄至三十四年暑期，计共毕业男、女学生共六届1 636人。

图6—14 国立西北大学组织系统

1944年9月奉教育部令，文学院添设边政学系。1945年8月奉教育部令增设教育学系，首届招生30人。1946年5月奉教育部令，西医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大。

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时期：胡庶华于1939年11月28日至1941年2月14日任校长，兼训导长，张贻惠任教务长，赵学海任总务长；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于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13日与胡庶华对调任任西北大学校长（未到任，王治焘代理校务）；陈石珍于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12日任代理校长，姜琦、杜光埙相继任教务长，刘鸿渐任训导长，高文源任总务长；赖琏于1942年5月至1944年8月1日任校长（同时于1939年3月至1943年底任国立西北工学院代理院长、院长），杜光埙、杨宙康相继任教务长，张青涟、郭文鹤相继任训导长，王文华任总务长；杨宙康于1944年2月至1944年7月代理校长；刘季洪于1944年12月23日至1947年10月任校长（1947年7月因病休由杜元载代理校务），杜元载任教务长、蓝文征任训导长、徐朗秋任总务长。

西北大学在城固办学8年，在西安办学3年。至1947年，共有教师231人，其中教授101人，副教授43人，讲师48人，助教39人。至1948年，共毕业9届学生2 411人（文学院499人，理学院510人，法商学院1 153人，医学院299人）。

（二）传承自西北联大的西大校训

2002年1月25日，西北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确定：沿用1938年10月19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提出的“公诚勤朴”校训为西北大学校训（图6—15）。其“公”，即公正，公平，无私，天下为公；“诚”，即真心实意，心口相副，开心见诚，无所隐伏； “勤”，即劳，出力，取必以渐，勤则得多；“朴”，敦厚、质朴。

西北大学前校长方光华教授的简要解释是：“公”，即“天下为公”；“诚”，即“不诚无物”；“勤”，即“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

蒋介石以“棫朴多材”四字为“西大”第一至第六届毕业同学的6次重复题词，居正以“菁莪棫朴，邦国之桢”为“西大”第一届毕业同学的题词，以及陈立夫以“学问在于济世，勤俭乃能服务”为“西大”第一届毕业同学的题词，也反映了对于“朴”“勤”的理解。黎锦熙在释解西北大学校训时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唯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3] 。旅居台北的西北大学校友孙宝琛阐释“公诚勤朴”中的“朴”指出：“汉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中原及西北的地理环境当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汉民族的朴质坚忍豪放性格大半由于艰难的耕作环境所铸成”。他进一步指出：“汉中原属楚地，秦惠王时秦国自楚国取得汉中，西北文化很快地就在陕南地区得到了发展。……楚汉相争，刘邦君臣退守汉中，后来灭楚而统一了天下，就是以汉中为根据地的，到了三国时代，诸葛武侯北伐中原，也以汉中为根据地”。“忠君爱国”“严辨汉贼不两立”“攘除奸凶与兴复汉室”的观念和基本国策 大多源于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汉中；“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学子们播迁其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而且都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4]旅台西北大学校友于正生也认同西北大学学生的坚忍耐力，认为从旅台校友来看，西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半都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而富于应付艰苦环境具有坚强战斗力”。 ^[5]这个观点，说明汉中的汉文化沃土，深深滋养了西北联大的莘莘学子。

姚远在《释西北大学校训“公诚勤朴”》中进一步考释^[6]。
          公， 即公正， 公平。《新书·道术》有“兼履无私谓之公， 反公为私。”《礼记·礼运》也有“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后者被孙中山先生赋予革命的新意。公正或公平，是人们从既定概念出发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价， 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和理想的社会状况。它反映社会生活中人的权利和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某种相适应的关系。公正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坚持原则，按照一定的法律、道德、政策等社会标准， 实事求是地待人处事。人常说的“主持公道”， 就是匡扶正义, 扶助公正的道理，诚如《汉书·萧望之传》中所言:“如是，则庶事理， 公道立， 奸邪塞， 私权废矣。”明永乐十二年（1414），山西霍州学正曹端的学生郭晟乡试中试， 授西安同知，临上任前， 去拜别曹师并讨教为政之道，曹曰:“其公廉乎! 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这一名言， 后改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 廉生威”。公门不言利，公法不阿亲，办事公道， 出以公心，只有如此， 百姓才能心悦诚服， 否则民会侮慢犯上； 公生明， 只有公才能明察秋毫，使假借官威或诱官以私， 陷官失廉的小吏畏惧律己。一则“官箴”，赋予“公”字何等深刻的意义。

诚， 即真心实意。唐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十首》之三有“人生心口宜相副”。《后汉书•马援传》有:“开心见诚， 无所隐伏。”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将“诚”定义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 提出:“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认为:“诚”这一精神实体起着化生万物的作用:“诚者，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 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诚, 亦指诚实无欺或真实无妄。诚实也就是言行与内心一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内不自以诬， 外不自以欺。诚如刘禹锡所说的:“去敌气与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诚”， 即去掉敌视的态度和骄傲的神色， 不要说危言耸听的大话， 而要正直、诚实。若不推之于诚， 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古有“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和“有能
                           

          图6—15 “西大”校训“公诚勤朴”

 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 金石可移”的说法， 即只要心诚， 即使坚硬的金石或者不可动摇的天地也会为它开裂，也会为之移动。诚亦有诚实讲信用之意。常言道:“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和“信， 国之宝也， 民之所凭也”， 以及“胜敌者， 一时之功也， 全信者， 万世之利也”等说法。这其中的“信”， 就是诚信、信义、信誉、信用、信任、信赖，而其实质内容， 都可归之于“诚”， 所以“诚”和“信”是不能分离的， 言而有信者，必定是一位诚实的人。一则故事说: 某士兵为部队开道， 不惜以身引爆敌之地雷阵， 以致身负重伤， 命在旦夕。一老将军知其将不久于人世， 遂亲赴医院为之授勋。将军问其还有什么话要说， 士兵则称长官不让说。在将军的追问下， 士兵才鼓起勇气说:“我不是用身体引爆地雷阵， 而是不小心跌倒碰上地雷的， 我不是英雄”。将军极为震惊，沉思良久后道:“把事实真相诚实地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 ”这是诚实所应受到的褒奖。

      勤， 即劳，出力。《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汉代孔臧《与子琳书》有“取必以渐， 勤则得多”， 就是说获取一定来自逐步的积累， 勤奋才能收获得多。在历代警世格言中，“勤”字更是随处可见，如:“勤能补拙， 学可医愚”“学知不足，业精于勤”“修业勤为贵，行文意必高”“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知识无涯须勤学，青春有限贵惜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术业宜从勤学起， 韶华不为少年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生之计在于勤” 等等。这些至理名言说明: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四体不勤，尸位素餐者，是很难有什么学问、什么事业的，要有满腹经纶，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勤奋。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这里，王国维巧妙地运用晏同叔、欧阳永叔和辛幼安的三首词作，将通过博览群书、吃尽苦头，以致消瘦憔悴和终获成功作为三个重要阶段来形容成功之道，可谓恰到好处，但贯穿始终的还是一个“勤”字。自古以来，勤奋求学的故事层出不穷，像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夜读、 闻鸡起舞等不一而足，无一不透着一个“勤”字。总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弱，必强，勤为治愈懒惰的唯一秘方。

      朴，本指树皮, 亦指未经加工的木材，《论衡•量知》即有“无刀斧之断者， 谓之朴”。朴， 又有敦厚、质朴之意，陆机《羽扇赋》即有“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朴”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即“道”。老子认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朴”亦无名，称“无名之朴”。“朴散为器”，朴的散失，就成为世间的具体器物。但是，人们只要守雌，守辱，使“常德”充足，也能“复归于朴”。朴还可用来镇止一切欲望，即“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校训中的“朴”，恐主要还是“朴素”，即质朴无华和俭朴。《释名•释采帛》有“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汉书•马皇后纪》亦有“车骑朴素， 无金银之饰”。假如“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战国策》）；假如“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苏东坡集》），哪还有进取之心呢? 可见，归真于这种“朴”， 保持这种“朴”， 起步于这种“朴”，是进取的根本之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目的不外乎返璞归真，使其具有“朴”的秉性，如此才能担当大任。

黄文弼教授是践行“公诚勤朴”校训的典范，论“公”——他以胸怀天下为公，以胸怀祖国为公，以捍卫国家权益为公，以防止珍贵文物外流为“公”，当外国人要在中国的考古遗址上竖起外国旗帜，他义正词严地予以阻止，还力阻德国汉莎航空单方面取得新疆航空权；论“诚”——他对于考古事业的虔诚，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从辨识古物开始意识到野外发掘和考古调查的重要，便决计将此生献给在当时来说相当艰险的这一事业，就之后他做学问的态度也是绝对真诚的，为一个“据说”或“可能”，可以深入“死亡之海”、跨越千里大沙漠，去实地反复求证；论“勤”——他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牵驼艰难行进于戈壁荒野，晚上写考察记录到深夜，甚至连年旅行而不习惯于定居，在城固常常秉烛至凌晨二、三点，仅四次新疆考察行程即达38 000公里，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真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论“朴”——诚如刘半农所描绘其在西北考察中，“此公傻”“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身老羊皮”“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驮平等匍匐走”，虽籍贯江南，但其韧性却一副十足朴实的西北汉子，在城固一身两袖发亮，肘下裂缝的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被学生戏称“老师的衣服没边疆”。就是这样一位天下为公、真诚勤奋、朴实无华的瘦弱老人，成就了蜚声世界的伟大事业。正可谓：“大漠歌仍壮，长安日正圆”^[7]，英雄虽西去，伟业在人间。

[1] 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西北学会成立大会时发出之电稿[J].西北学报，1941（1）：41—47；50—51.

[2] 黄觉民.教育杂志社丛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J].长沙：商务印书馆（发行人王云五），1941.

[3] 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05于城固），1944.

[4]孙宝琛.西北与中华文化. 见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5]于正生. 从旅台校友看母校特性[M]//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6] 姚远. 释西北大学校训“公诚勤朴”[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封二.

[7] 尚爱松.奉慰黄文弼先生.见：尚爱松文集.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