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集成于科技黑箱中的不仅是科技知识，而且是调集资源时所涉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供给方的价值观和对需求方价值观的理解。

前述中广核事例，在另一角度看，实际上也是中广核因中西价值观冲突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体》问世之后，其中的不少名言名句不胫而走，诸如“黑暗森林”、“毁灭你与你何干”等等，“降维攻击”也是其中之一。一时间，各行各业，甚至爱情也“降维攻击”。

中美关系，由以往意识形态纷争，到贸易战，再到以“中兴事件”为标志的技术战，在川普的运作下，构成了相对完整的“降维”过程。

1.阶梯与“维”

上文述及人工自然纵向的生态关系。在一般的意义上，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中都存在有“阶梯”：“世界1”自然界的量子阶梯，“世界3”的知识阶梯，以及“世界2”人的需求层次。三个世界中的阶梯由低层到高层，显示出规律性变化。可以以人的需求层次为例简单说明。

其一，上向因果关系，低层是高层的基础，；下向因果关系，高层制约和引导低层。首先是生理需求，然后才有心理需求；心理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引导生理需求。

其二，在空间上。低层单一对称刚性封闭，属于“低维”；高层复杂柔性开放，相应于“高维”。

人的生存需要彼此雷同，因而才可能有“食品标准”，而作为自然演化的最高产物，心理需求则各具千秋。人对水和空气的需求是强制的，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高层需求则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和可塑性，必须处于开放的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更大影响。

其三，在时间上。低层稳定不变，高层变动不居；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上，低层在较大程度上由在先的因素所确定，受制于因果决定论或上向因果关系，因而在“行为”（广义）上更多地表现为必然性和一致性。高层在较大程度上受各种目标（和环境）的影响，受未来因素的影响，在下向因果关系或“目的引导论”的作用下，行为更多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在个人的需求层次，低层，食色数万年来没有大的变化，生存需求“由不得你”；高层易变，受各异的价值观引导，人因其自己有目的的行为塑造自身。

其四，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低层的结构对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高层，功能对结构的反作用增强，用进废退。

2.降维攻击

技术、贸易和意识形态，大致构成了由低到高的阶梯，前者低维，后者高维。

意识形态的纷争在高维，嵌入于各自特定的语境之中。市场经济、民主，等等，都可以在前面再加上限制词，争论数百年未有定论。从“意识形态终结”到“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之争何尝有过一天“终结”？

特朗普抛弃意识形态，直奔商业而去：贸易战。这就是“降维”。贸易关系较之高维的意识形态简单多了。只要遵守WTO的规则，均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下场竞技，参与国际贸易，加入全球产业链。

然而，规则总有漏洞，一方遵守规则，另一方“扛着小锄挖墙脚”[i]，贸易即难以持久，以至于多国打算另立规则，另起TPP（眼下是CPTPP）的炉灶。中兴事件，意味着由贸易继续降维，直至技术层面。干脆回到“粗鄙野蛮的物质时代”[ii]，来一场技术战，硬碰硬，实打实。没有任何回旋或弄虚作假的余地。郭台铭在技术战之初即已看到[iii]：贸易战将落幕，但科技战即将开始。日韩关系近日之摩擦亦复如此。既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各执一词，那就干脆从刚性的技术，从原材料上入手。

包括芯片在内的“人工自然”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形形色色人工自然物的集成，就构成了“人工自然生态”。在此意义上，所谓“技术战”，就是个别国家或组织，利用其对人工自然生态某个或某些环节的掌控，通过攻击受此环节影响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最终影响赖以生存而又无从选择的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处不讨论技术战的正当性）

3.升维以对

中国，站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依然必须直面在科技和产业等领域的差距。

其一，中国在以往的一路追赶中，科技领域的前方有明确的学习和赶超目标，通过引进等途径得以突飞猛进。然而，当需要原始创新，自己要判断方向，在试错中迈出正确的第一步，则更多需要由下而上的自组织。于是，以往的顶层设计、规划、政策，由上而下的他组织，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此还将触动某些原有利益集团的奶酪。

其二，在相对纯粹的研究领域，如个别科学前沿、技术的研发阶段，可以少数人动脑和在实验室条件下做，以及少数可以动用举国之力的军工领域等。然而，前者尚未与市场接轨，“产”与“学研”“两张皮”的问题或多或少依然存在；后者无需面对市场，至今基本上不是市场经济，甚至可以说是“后计划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在技术的产业化阶段，在需要直接连接市场的环节和广泛面向市场的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鸿沟；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待理顺。中国在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至今不到30年，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更大范围，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扭曲与干扰，对资源调集和人心的扭曲与干扰，致使科技产业化缺血（人才与资本）。已经有大量事实说明这一点。

其三，国家层面扭曲的分配机制，导致个人层面浮躁、投机、短平快与一夜暴富的心理。且不说演艺界，互联网+所引发的种种商业模式，在1到100的途中，若干名人，以故弄玄虚之词，惊世骇俗之语，多少人卷入其中，一个模式接着一个模式，乐此不疲，都想成为“风口的猪”。共享某某，在中国语境中，耗费了多少资源、精力和梦想。与此同时，关键的一步，从0到1，乏人问津。当他国抽掉梯子底层的“0到1”，上面纵然有百级千级，终究只是“砂器”。

其四，继续深入挖掘就涉及到教育，以及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看似“低维”的技术战，实际上处处通往高维。沿技术层上升，先是制度，包括自由研讨、公平辩论和开放交流的大学与科研制度，公用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制度，也包括知识产权制度。重要的是“正当的行为规则”（哈耶克），不针对任何具体目的，抽象，普适，具有一般公正性，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环境[iv]。

在制度层之上是价值观。数千年官本位，转向市场经济后又叠加了钱本位，然而知识和人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位于高层的价值观，不仅关系到本国技术的发展，原始创新及其产业化，也关系到全球化中的技术战。价值观层面的沟通，关系到需求方对于科技黑箱及其背后供给方的信任。前述中广核与英方的技术贸易，由于信用与信任差异，导致中广核因非技术的原因而放弃控制系统和不参与运营，放弃合法所得。从根本上说，技术战的消解，在于以供给方的诚信，换取需求方的信任，价值观架起诚信与信任的桥梁。

技术上的比拼，涉及到技术背后的主体，是企业还是国家。如果说企业，一般来说关注的是相对低维的事项，以及涉及一家或数家企业，譬如中兴、华为，顶多扩展到行业；而国家，必然涉及高维，如价值观等，由此关系到成千上万家公司，乃至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这就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

中国以GDP为核心经济数据，以财富评估个人与公司的价值，房地产、基建在其中的权重很大。但是在技术战争的逻辑下，房地产之类就显得毫无意义，整个评估体系需要完全改写[v]。

技术战，难道仅仅是“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与“升维”相反的事例是，成立于2012年初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与限于在中国发展的两大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不同，“字节跳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尽量不表明是中国企业。任正非也有类似的表述。

在商言商，降维攻击，降维以对。

[i] 寄希望于双边自贸协定顶替TPP并非上策

[ii] 高力克:全球化中的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

[iii] 郭台铭:中美贸易战将落幕,但科技战即将开始

[iv] 盛洪，法治才是核心技术

[v] 中国的觉醒:这根本不是贸易战 而是技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