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兴起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加剧了语言传播的速度与范围及其传播影响。由于历史原因，英语中部分对华裔、亚裔的侮辱性指称词在新的形式下仍然继续在传播，并通过其各种变体以及新词拟构进入并影响既有的词汇系统。如“Chink”、“Chinky”、“Chinkie”、“Chinki”、“Chinc Men”等。通过常用搜索引擎检索，很容易发现的是，“Chink”及其变体在网络上出现的频数已过亿，足见其使用频率高、范围广、影响深,且使用者既有传统西方人，亦包括部分华人自身。以其为代表的民族侮慢语（National Slurs）在网络、媒体上的泛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已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所谓“侮慢”，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指的是“轻视慢待，无礼冒犯”。侮慢语正是在民族间的敌对情绪产生以后，用语言对他民族进行污蔑、诋毁和发泄的产物。它的主要危害在于孳生敌对情绪，损伤民族情感，构成“语言污染”。所谓语言污染,指的是字、词、句的使用不规范或受到恶意思维模式的破坏，对语言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在语言学理上不宜提倡、在传播领域不宜推广的一类语言现象。

以“Chink”为例。据维基百科，19世纪末，美洲大陆的中国移民激增，白人始称中国人为“Chink”，继而转喻指称亚裔。该词于1874年被首次记录，于1878年首次以变体“Chinky”出现于印刷物。时至今日，“Chinky”仍被英国人用来作为中国食品的昵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移民因数量持续增长被北美白人视作生存威胁，时年北美西海岸劳工急缺，阿拉斯加的渔业亦缺少工人。国会获悉劳工需求后，却修订出一部《排华法案》（Exclusive Act）。与此同时，擅长捕鱼的中国劳工在当地却获得赞誉，以至于当时Edmund A.Smith为他发明的捕鱼机申请专利时，将其命名为“Iron Chink”，以“iron/铁”来隐喻华裔渔工的可靠，又以“Chink”来表达对其的蔑称。该称谓被认为是20世纪反华种族歧视的一个标志性词汇。

“Chink”一词的来源，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四种说法：1）源自“China”一词，“China”可能又来自于梵音“秦”的拉丁文转写“Cina”（该词最早见于公元前320-315年印度《政事论》一书，印欧语系罗马语族至今尚保留该词）；2）它来自Ching-ching，疑与日语中的“清国奴”同源；3）日语中“Qin”（秦）的替代词，由于日语发音中词尾无辅音，在日语里“Chinc”、“Chink”的发音均类似于“Qin”；4）可能源于印度伊朗语系对中国的称谓，在今天印欧语系的不同语言中其发音已发生变异。此外，其源头尚有其他说法，但无一例外，均含辱华意味。比如在印度语中，“Chinki”、“Chinky”至今仍含强烈歧视义，且被用来指称先天愚型者，包括印度东北部民众与尼泊尔人，而该指称用法的追本溯源，则是这些人所处区域与中国人接近，他们通常会被误以为是“Chinaman”。

而“Chinaman”用来侮慢华人则由来已久。该词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是在2014年美国福克斯有线新闻主持人鲍勃•贝克尔与嘉宾讨论时用该词指称中国人。当时引起华人群体的广泛指责，央视亦曾就此作专门报道。事实上，美国在1892年颁布的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杰瑞法案”（Geary Act）中，早已使用“Chinaman”，后用该词蔑称所有亚裔移民。此外，还有“Chinky eyes”一词也较为典型。2012年美国某华裔在纽约百老汇就餐，发现餐厅将其名字录入为“Lady Chinky Eyes”，她将收据截图发布于“推特”，一小时内被评论2.5万次。“Chinky”有“缝隙狭小”义，华裔被认为眼睛小，故用“Chinky Eyes”加以转喻指称。然而，该词却带有强烈的民族侮慢意味。西方尚有其他诸多类似的辱华复合词，如“Yellow Monkey”（因为华人系黄色皮肤）、“Red Monkey”（因新中国系红色政权）隐喻指称中国人，用“Hongkong Monkey”隐喻指称中国香港人，后又将该复合词截搭为“Honkey”。由于公众的关注，加之网络传播推波助澜，此类含民族歧视的新创复合词很快众所周知，造成对中华民族情感的伤害与国家形象的诋毁。

对于西方新创的这类复合词，董秀芳在《汉语的词库与词法》一书中指出，它们在汉语名词性复合词中是一种强势类型。根据框架语义学理论，“人”的概念框架包含“器官、部位、人种、肤色、民族”等众多框架元素，同时由于“人”概念框架属于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更易于被隐、转喻化，因此用来指称“人”及其与之相关的概念框架的这类民族侮慢语极易产生新词新义，继而强化传播，造成潜在不良影响。德国哲学家H.Sperber指出，一旦人们对某事发生兴趣，即会寻找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利用隐喻、形象化等方式加以表达，以发泄情感。顿祖纯与沙红芳在《英语民族侮慢语的词源》一文中早就点出，这种表达倾向会从单词扩大到整个思想和情感活动的范围。因此，基于原型模式的该类复合词，极有可能衍化出其他更多的带有辱华性质的新创复合词。

随着社会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新的概念指称与命名层出不穷，由此衍生出众多的新创复合词。然而，该类词的拟构既不能违背语言学学理，亦不能脱离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更不能侮慢他族。哲学家洪堡特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语言反映世界观。语言中的人类精神与民族精神，是语言的灵魂。任何新拟构词，均不能脱离人类语言的共性与民族的个性。汉语作为历史悠久的人类语言，蕴含我们独特的民族个性与精神，有必要尽量避免该类语言污染,净化语言生态。在中国形象塑造与国家形象展示的新时期，该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

从汉语词汇本身而言，汉语单字词数量固定，很难造出新的单字词且被接受，即使通过复合手段新构的词汇，亦很难得到广泛认同；而英语则相对形态发达，通过形态拟构、复合拟构等构词手段，极易产生新词新义，加速民族侮慢语的新构与流通。虽然汉语词汇相对稳定，然而我们仍需警惕西方新拟构的侮慢语进入汉语继而污染的问题，并提高到语言战略的高度。

要解决“Chinaman”之类的语言污染问题，尚需多方面的努力。作为中国人或华人来讲，一是自身要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积极发挥正能量；二是在对外交流、翻译与对外汉语教学时，明确我们的立场，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三是要采取措施，清理与严控个别传媒、时尚界以及网络上侮慢语的流行与泛滥，继而对国际传媒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四是要在语言战略的高度，做好相关文化领域的语言规划。

作者：周先武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编号：17NDJC047Z）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