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北京玉泉路研究生院的松散生活很快过去，对首都这个大都市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接下来就要在西郊香山脚下度过了4-5年不断求学的生活。

刚刚回到植物所，很多同学都被导师安排去外地跑野外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而我，并没有被安排课题，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将要研究什么。

记得那个时候，接收我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张志耘研究员，安排我跟着师姐学习一些实验技术，同时，还安排我阅读一些英文文献。为了让我能快速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她让我把她发表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文字，这为我以后提高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张老师是与祖国共同成长的一代，是七十年代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生，一直很勤勉奋进，到植物所工作后还读了张宏达教授的在职博士。她是经典植物分类学专家，她专攻茄科Solanaceae、列当科Orobanchaceae、葫芦科Cucurbitaceae和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的分类学。九十年代初，她作为国际重大合作项目：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第一位出访美国的中国作者，被她的老师路安民研究员（植物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派到美国合作研究茄科植物近一年。我和张老师的儿子是同一年出生的，所以，张老师待我像儿子一样，既亲切又严厉。

我当时的写作功底真的是很差，没有正儿八经写过文章。本科毕业论文，也是稀里糊涂的完成的，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我倒是很快就把张老师安排的论文翻译成中文了，一天，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首先表扬了我，说我动作很快，英文翻译大致正确，英语基础还可以。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翻译不恰当的地方。令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她给我指出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中英文标点符号分不清，有时候用中文标点，有时候用英文标点；参考文献格式不统一；表达口语化等等。她还告诫我，科研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需要从基本功开始培养。经过了这样的指教和训练之后，我自己就特别重视标点符号的使用，参考文献格式是否统一。现在，每当我看到别人的论文，我也很快就能看出是否多了一个空格，是否标点使用不当这样的细节。因此，我后来写出来的国家基金申请书，基本就避免了这样的低级错误。

张老师十分注重对学生良好素质的全面培养。长期以来，她都负责我们整个实验室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她热情关心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举办各种讲座、交流和外出参观等活动，都倾注了很多心血被研究生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也是研究生们喜欢和敬重的严师慈母。她对自己的学生更是这样，她告诉我要热爱集体和公益事业，鼓励我积极参加实验室和研究所里的各种活动，后来我多次参加了植物所和中科院的运动会长跑，从中也锻炼培养了我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张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待人接物的培养，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加上生性比较散漫，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有一次，张老师与师姐和我讨论问题，我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我就忍不住去看手机了。张老师特别生气，但她当时没有直接批评我，后来她让师姐转告我，在和老师或别人交流讨论时，总看手机是不对的，要学会尊重老师和别人。在植物所的几年中，张老师每年都把我和她的其他学生召集在一起吃饭聚聚，饭桌上大家都很轻松，她除了询问我们每人学业的进展和困难外，常常亲自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体会，鼓励我们不断开拓进取，还教我们饭桌上一些基本礼仪……。这点点滴滴的事情，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浓浓师生情也是我后来成长的动力。

张老师，是我人生的贵人之一，是她把我领入了科学殿堂，也教会了我要珍惜要感恩等很多做人的道理，还有做科研的基本原则。她自己在植物学研究领域一直辛勤耕耘，退休返聘在科研岗位后，她余热生辉不失戎马志，为实验室积极开拓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她不辞劳苦到甘肃白水江流域、内蒙巴丹吉林沙漠、江西井冈山、广西大瑶山、红水河地区、湖南壶瓶山和湖北神农架等地野外工作。张老师的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和鞭策着我不断努力。我到上海和美国后，和张老师还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她一直都关注我的成长，在我低谷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我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为我鼓掌并提醒我戒骄戒躁。博士毕业已经十年了，和张老师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师生，变成了现在的亦师亦友。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从莱阳农学院考到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国家队，遇到了张老师，实乃人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