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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我节录了方舟子发表在《新语丝》上的《历史第一课》。其中提到美国的小学生第一次上历史课时,教材的第一课内容就培养学生对历史材料真伪的注意和判断。其中提到,历史材料有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首要来源指传世的或者考古发掘的实物,比如汉谟拉比法典;次要来源则是人工记录或者整理的材料。教材提醒孩子们思考次要材料的真伪,撰写和记录人员是否存在带偏见的记录等。
我们中国文化所谓的源远流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未断代,历史纪录是连续完整的。但是,历史记录毕竟是人写的。那么,写作的人有没有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有没有主观臆断和联想的成分?毕竟绝大多数历史材料都是事后记录而不是现场记录。我们最常见的历史材料整理和编纂方式,是后朝修前朝史。而前朝往往是后朝用武力推翻的政权,要做到完全客观地记录,太难。
其实即便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记录也会有偏差。司马迁的《史记》被视为我国的历史纪录的典范。但是,其中很多内容过于精彩,精彩到读者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鸿门宴”,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等,都栩栩如生。但是,过于生动的记录,让人怀疑这些材料是不是杜撰?毕竟记录和整理者司马迁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从鸿门宴的发生,到司马迁的记录,前后隔了差不多100年吧。
今天读了新语丝上的一篇文章《从<道士塔>虚构历史的罪状说起》,作者是孙勇进。其中也说到历史纪录的真实和杜撰问题。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比如,就先以《左传》为例吧,《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国君晋灵公荒唐残暴,大臣赵盾屡屡劝谏,灵公不胜其烦,派刺客锄麑去刺杀赵盾,锄麑奉命而往,清晨到了赵府外,却见赵盾卧室门已大开,赵本人已穿上朝服打着瞌睡等待上朝,锄麑不禁怅然感动,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最后撞树而死。这一段,并不是个多冷僻的故事,韩先生即使没读过《左传》,这段故事的通俗版也应该是见过的,不知韩先生当初看了这段,是否也想到要对《左传》口诛笔伐?因为锄麑撞树而死前的那段叹息是谁听来?有何人旁证?他人何以得知?《左传》却公然书之,照韩先生的逻辑,这不也是大大的昏悖么?
又如,《国语》,《国语·晋语》“骊姬谮申生”条记载了骊姬夜半向晋献公进谗言暗害太子申生的对话,写骊姬如何步步进逼,离间献公父子骨肉,可谓曲尽其妙,但此中种种属吹枕边风且事涉机密,《国语》又何所据而写得如在耳畔详尽生动呢?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于深山中饿死前所做之歌,是何人听得?又如《项羽本纪》中写垓下之围时项羽对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著名段落,清人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评论说:“垓下是何等时?……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再举一洋史著为例: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实录”著称,但作者自己也承认,其中记载的有些演说辞是他使演说者说出的他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也就是说,是虚构出来的。
因此可以说这一类揣想虚构,在史著中实在是少不了的,史著中每每要写到距其时几十年乃至数百年人物的对话、神情、乃至心理活动,那时又没有录音、录象设备,书中那些生动的记述又是从哪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已说得清清楚楚: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
看来,阅读历史材料,还真是需要好好斟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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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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