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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向人多处行。特别适合于初做学问。这时候,尚不清楚学问的根柢,需要导师的指导,更需要同行的砥砺,朋友的切磋,以便清楚所做问题的来源去处。同一个问题,研究的人多,研究成果也会多,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供人参考,容易做到前有车,后有辙。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人,可以看书。问题解决了,评价的人多,也容易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好评。
第二种选择,向人少处行。对一问题足够深入之后,也会逐渐扩大研究范围至一个领域。当对一个领域逐渐熟悉,分得清冷门热门之后,也可以去选择偏门冷门进行研究。这时候,世上的小同行极少。有问题,难找到人交流,也不容易查到参考文献。常常四顾无人,孤独感强。但是,还是有人同行,有参考路径。有了研究成果,总会有人评价,虽然人可能不多。
第三种选择,向无人处行。在足够大的领域有了充分的研究经验之后,知道哪些地方从来没人去过。没有路径,目极之处,或是荆棘,或是沼泽,或是悬崖。这时,需要开一条新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纵使路建好,由于终点甚至更人迹罕至,跟着走的人极少,甚至成为一条费了大力气却没有行人的断头路。即使有成果,如幽谷野花,无人评价,无人理睬。即使有人理睬,可能是踩踏,有人评价,可能是恶评。
三种选择都可以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第一种选择,最常见的成果是改进型的成果,并联型的成果也不少,集成性的成果也属于此列。第二种选择,并联型的成果最多,串联型的成果也有一些。第三种选择,串联型的成果最多,并联型的也有,但集成性的成果就很少见了。
以数论来说吧。陈景润的工作属于第一种选择,属于改进型成果的极致。张益唐的工作属于第二种选择,属于串联型成果。后来对张益唐工作的改进属于改进型成果。黎曼猜想属于第三种选择。
对个人而言,三种选择,风险差别极大,收益差别也极大。就风险而言,第一种选择风险最低,最不容易失败,最容易成功。第二种选择次之,第三种选择风险最高,最容易失败,最难成功。就收益而言,第一种选择收益最大,第二种选择次之,第三种选择收益最低。
第一种选择一旦成功,最易为人接受,其改进越好,评价越高。第三种选择即使成功,也不一定有收益,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比如康托发明集合论,当时的评论使康托进了疯人院。而无理数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发现者的死亡。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古今中外,这似乎都不是新鲜事。
就社会而言,三种选择都需要。对于处于变革时代的社会,第三种选择尤其重要。要求个人承担第三种选择的风险,在缺乏保障的条件下,并不现实。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从事第一种选择的研究最合乎理性,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嘛,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
怎么解决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冲突呢?国外终身教授的职位设置是一种经过历史考验的解决方法。设置终身教授的目的,是鼓励从事第三种选择的研究。从过去历史来看,这种制度大体上是成功的。期望未来有真正的终身教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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