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的划界问题，始终是一个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但要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以及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划界问题”就历来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高度关注，而各种邪恶势力，也常常利用“划界问题”上的界线不清和故意混淆界线，来提倡伪科学，打击真正的科学。举例来说，1616年，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以后，曾宣布哥白尼学说是“伪科学”；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曾宣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犹太人的科学”，是“伪科学”；1948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央还曾正式做出“决议”，宣布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是“伪科学”，致使大批正直的科学家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混淆科学与伪科学，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冒充科学，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支持伪科学的情况；相反，也出现了拿“伪科学”的帽子乱打棍子的情况。划界问题，目前正成为我国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关注的重点。

由于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与诗歌、小说、戏剧、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式容易区别清楚，困难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形而上学家也常常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打出“科学的”旗号。科学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区别清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而犯错误，所以，历史上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着重点都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界线也就清楚了。 

确实，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家所关心的、对科学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关心这个问题。

早在近代科学产生的早期，牛顿就曾经大声疾呼地告戒科学家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此后，在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休模和康德都力图要划清科学与各种非科学，特别是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休模的怀疑主义哲学就是把矛头指向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他在他的名著《人类理解研究》一书的最后写道：“我们如果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和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1]。

康德曾经把划界问题的研究大大的推向了前进。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首先考察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但康德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主要是通过划定“知性”的界线。他认为，人的知性只能与经验打交道。如果人的知性竟然想超越经验的界线，企图与自在之物打交道，那么就势必要陷入二律背反的自相矛盾的境地。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但康德并不像后来的实证主义那样彻底地拒斥形而上学。康德只是批判并反对在他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即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康德自己对形而上学有他自己的特殊的理解。他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上帝、自由和不死”。“……这门以全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的科学，就叫做形而上学”。所以，在康德那里，还没有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决然对立起来^[2]。到了19世纪，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科学家兼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更是高举了批判形而上学的旗帜，并把划界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进。马赫在其《发展中的力学》一书中明确地宣称他的这本书“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他继孔德之后，高举起了实证主义的旗帜。实证主义就是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马赫的哲学曾经对爱因斯坦的早期科学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但是应当承认，只有在进入20 世纪以后，划界问题才获得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划界问题成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首先被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对划界问题作出了突出关注并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两个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往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对以往的划界理论进行解构，对于如何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却无多大的建树，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消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逃避这个困难。蒯因、费亚阿本德、劳丹等人都有这种倾向。劳丹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但划界问题毕竟是不可能“消逝”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 年代以后 ，有些科学哲学家，如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等人就企图另找思路，提出了“多元主义”的划界标准。但这些努力虽有启发，却仍然难以令人满意。经过科学哲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迄今为止，关于“划界问题”似乎仍然难以找到能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而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

然而，尽管存在困难，但国际科学哲学界一个世纪以来对划界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收获甚丰的。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已经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进，如今，学术界对划界问题的诸方面的理解深度已经是远远地今非昔比了；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在研究划界问题时，对与此问题相关的其他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却大有斩获，收获颇丰，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此外，科学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对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也能对科学家们的科学创造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首先揭露杜里希的“新活力论”不是科学理论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学者，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并最终获得科学界的公认，就是一个明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深受实证论思想的启发并打上了实证论思想的深深烙印，是又一个明证。也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在科学界、知识界以及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方法，也已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财富。

但是，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划界问题”在我国，如同在前苏联时期一样，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的研究与普及。尽管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在我国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科玄之争”，也曾有少数学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国内初步介绍了实证论学派的划界观念，但就总体而言，这种介绍和争论还是十分初步的，还谈不上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只能属于在划界问题上的初步“补课”的性质。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连这种“补课”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了。一方面，权威方面一再从“政治的高度”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并被明确地写进官方教科书，这个定位从根本上否定了在我国合理地讨论划界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部门又一再从“政治的高度”强调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在内的西方科学哲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样一来，学术界对合理地讨论“划界问题”就噤若寒蝉；“划界问题”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禁区。由于划界问题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现了以政治“冲击”科学甚至出现反科学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在许多高校里都曾有组织地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喊出了“打倒爱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陈伯达又一次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部分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迄今为止，对20世纪在我国发生过的这段历史，仍未做出认真的反思，特别是对混淆划界问题的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官方定位，未作认真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划界问题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讨，甚至仍然阻力重重。以至于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吞饮着由于模糊划界问题而带来的历史苦果。 

从哲学上来说，划界问题可以说蕴涵了往后科学哲学中几乎一切问题。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划界问题。正如前面所言，真正提出划界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波普尔认为康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划界问题称之为“康德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划界问题，并从划界问题引申出其他种种科学哲学问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中，划界问题明显地蕴涵着其他一系列哲学问题。因为他们的划界原则是“可证实性原则”。但“可证实性原则”明显地要以归纳原理的合理性和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的绝对二分法为其前提，因而就引出归纳问题和中性观察问题，要为归纳的合理性和中性观察做出辩护。其他关于科学解释的结构，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评价等等各种科学哲学问题，都要与划界问题挂起构来。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一书中，也说到他也是从划界问题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他从划界问题思考到归纳问题，否定归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出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是首先深入地研究了划界问题的两个著名的哲学学派，它们的理论形成了往后研究划界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往后，当我们进一步讨论划界问题的时候，我们将对它们给予较多的关注。

由于划界问题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划界问题也为历来的科学家们所关注。由于科学家们对划界问题，尤其是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所以常常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形而上学的不正常的骚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的取得。举例来说：如牛顿虽然警惕科学受形而上学的骚扰，因而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但是最终他却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渗透进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绝对时空观、对质量和惯性的定义等等。马赫正是从驱逐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牛顿力学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批判。又如，直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杜里希（他在海胆研究上曾经做出过非常杰出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生物学中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费尽心力，但结果他所提出来的理论——“新活力论”——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根本构不成科学理论，受到了科学界的唾弃。但他自己当初孜孜以求，却是自以为提出了一种了不起的科学理论而不自觉。他浪费了大把的聪明才智和科学年华，真可谓可惜万分。

由此可见，划界问题不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科学家的科学工作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际上，有鉴于“划界问题”对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时期，曾有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关注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马赫、迪昂、普恩凯莱、毕尔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可以报出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他们都注重划界问题的研究。像马赫，作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工作虽然有点极端，但却很重要。马赫虽然并不一般地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但马赫的哲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差不多就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他的首要的目标是瞄准牛顿力学并对它进行哲学分析，剖析其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指出现有的牛顿力学形态不是必然的等等。这些分析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爱因斯坦曾经明确地写道：“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1]他坦然承认：他自己曾从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2]实际上，马赫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20世纪以来，哲学方面，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的研究，在划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尽管研究有进展，然而它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难解之题。而在我们中国，划界问题更仍然迫切地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所以，作者特别希望我国学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