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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部调水:狂想有很多,还没实现过_南方周末_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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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0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水量丰富,被多个西部调水方案视为调水的源头。(视觉中国/图)
有了水,西北地区就能得以新生,这是所有方案的逻辑起点。
朔天运河、海水西调……类似方案已不止十种。但那些叱咤一时的方案从未实现过,有的被搁置,有的在蛰伏。他们仍坚信,“我们不做,子孙后代也会做。”
“像这样的大调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估计严重不足。这种影响要上百年才能显现出来。发展权利要多留给子孙后代,不要总把问题留给后代。”
2017年底,一个“红旗河”西部调水方案横空出世。与该方案的宏大构想相比,世界上几乎所有水利工程都是小巫见大巫。
全长6188公里,只稍逊于长江;预计年调水量600亿立方米,超过黄河径流量;开拓出一片20万平方公里的绿洲……如果建成,这将会是一条人力修筑的中国第二大河。
红旗河调水方案干流起点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上,中间取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西南大河之水,途经河西走廊,终点为新疆喀什。此外还有三条支线:通向延安方向的“红延河”,通向内蒙古、北京方向的“漠北河”,以及通向吐哈盆地的“春风河”。
这并非巨型调水狂想第一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事实上,自1950年代南水北调考察启动以来,天马行空的巨型调水思潮像一座活火山,周期性地喷发:朔天运河、海水西调……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类似方案已不止十种。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寻找各种方案的制定者们。数十年过去,他们大多垂垂老矣,有的已经离世。那些叱咤一时的方案从未实现过,有的被搁置,有的在蛰伏。他们仍坚信,“我们不做,子孙后代也会做。”
而在反对者眼中,这些方案仍是遥远的幻想。
“红旗河课题组”称,方案尚处于项目研讨阶段。一名水利部规划司规划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尚不了解这一方案是否已报送水利部。
但高调宣传已经大范围展开,宣传文章强调,红旗河方案有6名院士、12名教授参与。
不过,课题组负责人、红旗河构想的提出者高淦并非相关方面专业人士,而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前常务理事。
“古有大禹治水、京杭大运河,现在我们有南水北调,为京津冀等北方缺水地区提供了水的支撑。红旗河也一样,改革开放40年,土地和城市发展的矛盾凸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还是空间的问题,还是土地和水的问题。”高淦在红旗河宣传视频中说。
目前已知的进展是,这一民间调水方案已经进行了第二次专家研讨会,开展了生态和环境影响研究分析,但环评尚未进行。
一些生态、水利界人士认为,该方案还需要长期、谨慎论证,不宜过早宣传。
四川省地矿局高工范晓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川西、藏东南的横断山区,是中国地质最不稳定的地区,施工和运行都会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如果工程坍塌酿成洪涝灾害,“这种风险就不是实施者所能承担的,而是要由全社会,甚至下游国家共同承担的。”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锦超担忧,红旗河等藏水北调方案涉及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间的跨流域调水,“流域不同,水化学组分和水生生物群落类型都不相同,跨流域调水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否则会出现严重的生态失衡问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原总工程师刘树坤认为,“水送到新疆以后就用掉了,相当于内陆河流。会不会像银川、内蒙古等地的灌区一样,水蒸发后盐分日积月累,引起土地盐碱化?”
争议尚存,但支持者有之。
2017年11月,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善林金融”通过多个渠道称,全力支持红旗河调水工程,并提到“由善林金融全力支持成立S4679课题研究组(即“红旗河课题组”)”,引发外界各种猜想。
课题组核心成员、水科院水资源所副所长赵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善林金融“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关心这个事儿”。
而一名善林金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也不让我们高调宣扬。”其并未透露双方的具体联系事宜。
在红旗河之前,其他调水方案早已有之。有了水,西北地区就能得以新生,这是所有方案的逻辑起点,包括官方的南水北调工程。
和已开始运行的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不同,南水北调西线并不为人熟知,在规划的图纸上,南水北调西线从西南地区调水入黄河,以解决黄河上游水资源之困。
据记载,早在1958年,水利部黄河委就开始在中科院协助下进行西线查勘工作,曾提出“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的目标。后来黄河委屡次修改调水线路,将水源暂定为距离黄河较近的通天河、雅砻江和大渡河,将规划调水量一再下调,方案却始终未落地。
多位学者表示,南水北调西线的源头恰恰都是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需水量与日俱增,长江上游水不堪远调。
官方路线难产,学界先着急起来,纷纷建言献策,乃至提出自己的方案,方案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水源地瞄向了水量丰沛的西南诸河甚至大海;受水地也从黄河流域变为新疆。
在1980年代,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陈传友提出了“藏水北调”,这可能是最早一波的民间方案。他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西南是中国富水区,开发利用率低,是中国地表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
此后,更多的民间人士方案走上舞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990年代郭开的“朔天运河”方案和霍有光的“海水西调”方案。
原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伶长期跟踪早些年的“朔天运河”(后称“大西线”)方案,并出版了《西藏之水救中国》。2018年3月26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近耄耋之年的郭开患了帕金森症,手抖,耳朵也不好使了,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郭开,他确实听力不佳。
据李伶转述,郭开曾是入藏解放军的宣传干事,“亲眼看见西藏河流的丰沛”。郭觉得每年西藏有相当于12条黄河的水白白流出国境,如能截取部分水资源,则可“永解黄河断流之困”。
“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逻辑。”武汉大学教授、前水利部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对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但是国家有边界,生态系统却没有。”
据李伶介绍,退休回家后,郭开琢磨出了一条线路: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再从黄河分两路进入新疆、华北。
1990年,郭开正式提出该设想。这条线路的取水点是郭开曾随部队到过的西藏朔玛滩,终点为天津,遂定名为“朔天运河”,后改称“大西线”。在许多人看来,“大西线”是天方夜谭:设计年调水量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所有方案中无出其右者。
同样在1990年代,在西安交通大学科学哲学教授霍有光看来,黄河委南水北调西线的“格局”还太小——西线的意义不仅是要解决黄河断流问题,还有中国西北的开发。霍有光把目光转向东边的大海。他想出了一条全长两千余公里,跨越中国二三级阶梯,从天津将渤海水引入新疆的线路,他期待用海水恢复已经成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还要依靠罗布泊发展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2018年3月15日,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设想中,这座沙漠中的新城将围绕海水,发展旅游业、海水养殖业、风电、太阳能、煤化工,甚至还能在当地淡化调来的海水供给人口所需。
3、鼎盛:距离梦想成真最近的一次
巨型调水方案常会遭受不解,提出者们四处推广,以获得支持。
陈传友在一篇访谈中称,他的方案被外界质疑为某种科幻,“水利部专家讥讽我重复‘永动机’原理,要我说是他们根本听不懂我的观点。”
根据十多年前的报道记载,从1981年开始,陈传友不停地给上级部门写信。1993年,一篇人民日报的内参将陈传友方案提交到了国务院,一位高层领导批转当时的国家科委,陈传友因而出了大名。
李伶回忆,郭开于方案提出之初也面临过困境。他进行路线考察的钱是从退休金里出的,“有时钱不够,还得找老婆借”。他称,“水利部有人说郭开是骗子,不断给他制造小麻烦,考察时好多地方招待所不接待他,只能去住兵站。”
郭开也有自己的捷径。他退休前所在的国家原第四机械部,有许多军队转业人员,他不厌其烦地联系这些人、做汇报,该方案便在军队内部逐渐流传开来。
据此前媒体报道,极盛时,郭开方案获得过118名将军的支持。李伶归之于军人情结:“老将军们对边疆有感情,也为同是军人的郭开抱不平。”
1998年,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了郭开方案。1999年,各单位组成了考察队。
这段时期堪称郭开方案的巅峰。2006年,李伶跟踪郭开17年写就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在中央各部委广泛流传。那一年,郭开上了凤凰卫视、到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座,还曾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座上宾,与有关负责人商讨“大西线”问题。
霍有光方案也得到了老将军的支持。其主要推动者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以一些海洋方面专家和海军将领为主要成员,主要活动涉及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水西调”方案外线创始人、不久前去世的原地矿部堪技处处长陈昌礼也在这个组织中。
“海洋分会的每次年会都让我做报告。”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海水西调”方案曾多次形成全国两会提案或议案,也得到媒体关注。
霍有光等“海水西调”方案制定者一直将此当作学术设想,没承想,2010年“引渤济锡”工程让他们看到了一线上马的希望。
“引渤济锡”是“海水西调”的微缩版。一家煤化工企业老板看中了锡林郭勒盟丰富的褐煤资源,却苦恼该地缺乏开采、利用煤炭所必需的水资源。海洋分会得知该项目后,将他与霍等相关人士牵上线,最终形成一个方案:利用封闭的地下管道和渠道,将海水从辽宁葫芦岛输送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市,终点在胜利煤田。
霍有光对此充满期待。毕竟,这是距离梦想成真最近的一次。其高潮是2008年锡盟行政公署和海洋分会联合主办的“陆海统筹与引渤济锡发展战略研讨会”。霍有光记忆犹新,“会议规格很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
尽管各大方案风生水起,但无论是官方还是环保组织,质疑就未从间断。
2011年,环保组织绿家园曾为“大西线”方案召开过沙龙。会上,多名专家对郭开进行了当面质疑。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仍然记得郭开当时的反应:“气急败坏”。对于当下的红旗河,汪永晨也在微信群里转发了质疑。
李伶回忆,1999年的那次考察结果最终无声无息。“瞧不上民间方案。”他愤然道。
郭开曾自称,非专业人士的身份使得他拥有“突破性思维”,从而能提出专业人士想不到的方案。不过,他最终仍受困于自己的非专业身份。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对大西线看法鲜明:“大西线”中错误的概念太多,“缺乏科学知识”。
200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等人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作了汇报,认为各种“大西线”方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也没有现实必要性”。
也有专家对郭开感到惋惜,“心系国家,想造福子孙后代,也很有胆识。但是对科技细节了解比较少。”
巧合抑或必然,“海水西调”方案,也在钱正英等专家的否定下,从顶峰跌落回谷底。
前述“引渤济锡”商业项目,转折点是2010年底,于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陆海统筹、海水西调高峰论坛”。此次论坛的一个目的是,在内蒙古锡盟进行海水西调工程后,进一步将线路延伸到新疆,最好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没承想,论坛引起了公众长达数日的讨论,批评之声逐渐占据上风。
数天后,钱正英等专家牵头的“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项目组在北京召开成果发布会。在记者们的追问下,项目组回应,解决新疆水资源问题,根本出路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对“海水入疆”的态度则是“该方案纯粹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科学上根本不可行。”回头来看,这句话几乎是一锤定音。
目前,“引渤济锡”项目仍未见国家发改委批复。
除了“红旗河”的出现勾起一些回忆外,“大西线”方案似乎已经归于平静。
鼎盛时期的“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显赫。如今,李伶坦言,“大家都老了,筹委会已经星散。”
据媒体报道,郭开另一个身份是北京朔天咨询开发公司董事长。根据App“天眼查”,以“朔天运河”为名的公司在海南、武汉、天津乃至香港都有分布,企业类型则有水利水电、文化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等。但许多企业查不到联系方式和地址,也看不出郭的信息。
李伶后来听说,“大西线”起点朔玛滩上游建起了一座水电站,意味着朔玛滩已经不适合作为调水起点了。李伶怕刺激执著的郭开,选择不告诉他这一消息。
“郭开还是很遗憾,没有见到大西线上马。我只能宽慰他,后人会比我们做得好。”李伶说。
2015年,霍有光从西安交大退休,要“以民间身份继续推动海水西调”。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他曾为学生讲过多次海水西调构想,退休前还希望给全校科技人员讲最后一次,但学校未予安排。
“引渤济锡”项目的搁浅让他感到无奈。在2010年那场记者会上,专家直言,“海水西调,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而不是可行性。”让他深感不平。
“后来凤凰卫视也想举办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可是没有下文。对他们的疑问,我们有答案,却没有机会介绍。”霍有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蛰伏。”
舆论压力迫使他换一种手段推进自己的方案。海水西调改叫“绿水西调”了——不再谋求直接调海水入疆,而是强调将淡化的海水西调。“从推广沿海地区的海水淡化利用战略,到近海(北京、锡林郭勒盟),再到远海(巴丹吉林沙漠、罗布泊)”。霍有光认为,方案遭遇困境,“首先要让大家接受,海水可以用”,然后由近及远,各个击破。
如今,搜索关键词,“朔天运河秘密实施”“藏水入疆国家批准”等条目仍然频出。聊到生平的愿望,李伶坚信:“这个工程一定会完成的。不在乎用哪个方案,谁把事情做成了,我都举双手赞成,也包括红旗河。”
“从我个人来说,有个哲学问题:人类能不能这样大规模、无限制地改造自然?”刘树坤反问道,“像这样的大调水,有的专家可能看到的是对工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估计严重不足。这种影响要上百年才能显现出来。发展权利要多留给子孙后代,不要总把问题留给后代。”
(南方周末实习生罗逸爵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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