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的奋斗 科学的回馈

四十年前考研出国的前与后

（二）厚积薄发

澳大利亚

周家馨

厚积薄发

时间过得真快。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日子居然真的来到了。

当我听到在全国恢复研究生招考的消息后，我立马决定报名。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选择报考的专业，单位，和导师，以及所有必须的报考手续。拿到要考试的科目后，我很快地做好了自己的复习计划，开始没日没夜紧张地工作。

考试也在我的紧张中，很快地来临了。我被告知，我需先在当地，江苏省镇江市，参加初试。考六门课，上下午各一门，一共考三天。

我做好了准备，迎接第一天的头场和二场考试。晚十点半躺下后，还没睡着，就听见一声尖叫。一听见这个声音，我就知道，我们家早已睡下的一位癫癎病人发病了。

我一骨碌翻身，爬了起来，赶紧开始救护。用了很大的力气，先把病人挪到床上不会摔下来的部位，以免病人掉下床伤害自己。然后是掐人中，按摩穴位，缓解病人的痉挛抽搐等等。1-2 小时后，病人总算逐渐稳定，睡过去了。

我也累得不行，睏得不行。和衣躺下休息。大约 2，3 点左右，我正要迷糊过去，突然又听见一声尖叫。我马上一骨碌翻身起来，看见病人又发病了。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花了一，二个小时，总算让病人稳住，睡过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已经累得半死，浑身筋骨疼痛的我，趴了下来。没趴多久，就看见天色开始发白。我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也睡不成了。我得从我住的郊外，步行近三公里，再搭公车，赶去市里的考场。而在出门之前，我还得为病人和自己做早饭，为病人提前准备午饭，到锅炉房去打开水等等呢。

我倒是按时到了考场。上午第一场，考政治。我看着题，觉得好像这些题，还背过。可是人却是昏昏沉沉地，背过的答案也总是写不全。

下午第二场，考英语。我的头啊，到下午，开始疼了，更迷糊了。

好在我自 1968 年分配工作后，没过两年，从 1970 年就下决心，要把四清和文革期间丢掉的英语捡回来 「补遗 3」。在野外工作下班后，我总要学习一会儿英语。

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虽然脑子不行了，有些答案居然可以自己冒出来。虽然对不对也没有脑子去判断了。

考完一整天，我几乎瘫了，恨不得马上躺下。可回家看见还躺着的病人，立刻又行动起来。问病情，找医生，做晚饭，等等。别的考生，恐怕可以用那天晚上的时间，再温习一下第二天的考试。我就没这个福气了。

由于这开头的一夜和几个白天连续的高度紧张，接下来的四场专业课考试，我做考题时，都犯迷糊。靠不了脑子清楚，只能靠自己在大学时打下的牢固基础 「补遗 4」。

与我考英语时无异，“有些答案可以自己冒出来，虽然对不对已没有脑子去判断了”。

就像一个文革中把俄语丢光了的大学同学，后来去俄罗斯，在紧急状态下，竟然能有俄语单词蹦出来救他。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发榜。我被通知，初试通过。需去北京复试。到北京后才知道，除了政治我只考了 60分，其它的课目还都考得不错。

天哪，我终于明白 “厚积薄发” 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了。

——

「补遗 3」

1965 年夏天，我们用暑假，去了广西的一个锡矿，做野外地质工作。刚刚归来，正准备做带回来的样品的实验研究。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虽然我们才在校学习了三年，却已经在做与火箭技术需要的稀有元素 铌 和 鉭 的研究了。

不料此时猛不丁地，突然地来了一个急刹车。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被送到农村去搞一年的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不是教育我们自己啊，是作为 “ 四清工作队” 去农村的生产队，清查教育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以及地富反坏等。

天晓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弯。我们这帮该上大四，早已习惯了在科大这样重、紧、深的高压下学习的大学生，跟着領导我们的干部，去了北京顺义县农村的生产队里。白天我们跟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开政治会搞四清。

所有学校的功课，自然都不曾碰过。

好不容易等到了 1966 年夏天，我们总算该回到学校了。好想赶紧把功课和未完成的实验，放在心上，好想学习呀。没想到，等待我们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算是把我们的学习和刚起步的科研，炸了个精光。

我的一外英语，二外俄语，在这种情况下，全部丢光。中文不会丢，天天要用来看大字報，听革命口号。可是外语，怎么经得起十几年的时间，看不到，听不见！

对丢掉的两门外语，我极为痛心。因为在科大科研能力的培养中，我已经非常清楚，外语对搞好科研，是有多么至关重要。

这便是为什么，我 1968 年分配工作后不到两年，就下了大决心：俄语拣不了了，至少也要把英语拣回来。

我从一个父亲留过洋，家中可以订阅国外科学杂志的同学家中，借出一大叠杂志，带到了地质队的野外。每天干完野外的活后，就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读它们。在把凳子当成的桌子上，翻译它们。

也亏得我是在山村野外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而我选择不参加其他地质队员，因在野外实在是无事可做，于是晚上聚餐、喝酒、侃大山，也算不得是政治问题。😊😊

年底地质队收队，回到镇江郊区的队部。搞总结，外加白天晚上的政治运动。

有空进城时，我就把自己翻译好的，又检查过的，中文和英文原文，带到另一个同学的老丈人家。向汪玢先生请教我英文翻译中吃不准的问题。

汪玢先生，曾在北京高教出版社工作过。其时在镇江农机学院教授英文。他是一个极富学问，为人善良可亲的绅士。我觉得他特别喜欢我去问问题。因为答完问题后，他总会和我多聊一会儿，甚至留我吃饭。

我想，他对在那种政治大环境中，学校的年轻学生都已经无心跟他学习了。而这个几近中年的女士，还在这么认真的补习英文，一定有不少的猜测和想法。

就这样，到了 1978 年考研时，我的英文总算补到，可以帮我克服家中突发困难的状况下的考试了。

「补遗 4」

1962 年我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报考了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的目的非常单纯，我喜欢科学研究。

我对什么事物都有的好奇心，引领我对什么事情，都不可抗拒地要做一番考证，研究，直到我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为止。

（ 这个心性即使是现在，老了，再老了，也仍然无法抗拒自己，要考证研究：板块碰撞过程的问题，古生物与达尔文进化论关系的问题，某癌症的化疗方案，某癌症的发生原因，实体癌与非实体癌的区别和治疗，量子纠缠，灵异事件，气功，甚至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发问和考证等等，等等。以此为乐，乐此不疲。）

不过没想到，当年进科大上学后，听说了一句话：“ 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来科大。”  我当时觉得好奇，我进科大为了搞科研，怎么就成了 “不要命” 的呢？  

慢慢地，我知道了，原来科大是包括钱学森等等的老科学家们，因为需要一批得心应手，一出校门，就能，也会帮他们搞科研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建议国家，以最快的时间和速度，培养一批这样的大学生。国家也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在 1958 年 建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这是为什么钱学森、郭永怀，严济慈，华罗庚等等一大批元老，都曾亲自来给科大本科生上过课。

以后又慢慢地知道了，科大当时所有的系，都是围绕原子弹，火箭设置的 （ 当年还没有两弹一星这个词，我们就知道原子弹，火箭 ）。

近代力学系，原子物理系，一听就明白它们与此之间的联系。可是地球化学系，怎么联得上呢？其实很简单，58 年这个系的全称是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后来又加入了放射性元素地球化学。 要搞弹，总要有放射性元素，要搞火箭，先得要有稀有元素等成分呀。

由于科大学生将来的工作，是与时间这样紧迫，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息息相关，当年科大在教学方针上，与其它学校不同。

它毫不隐諱地要求：重、紧、深。

重：是科大的五年，需学的课程比清华 北大 六年的课程多；

紧：课程进度紧，老师教得紧，学生学习时间紧；

深：学生们五年级毕业，得达到学科前沿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立即进入科研）。

而学生们因为对自己身上，将会要担负起的国家重任，非常明确，也非常认真。我没有听见过一个同学，对 重、紧、深有任何的怨言。

科大学生的学习是连轴转的。许多学生夜夜熬夜，许多学生没有周末休息，许多学生自愿放弃寒暑假回家。虽说这些进来的学生几乎都是高才生，但到了个个身手不凡的科大，稍不努力就有可能被拉下，大家都很拼命地学习。所以就有了 “不要命的来科大” 。

不过这个句子，对我来说，多少有点语病。🤪

1. 我 “来科大” 时，没有冲着 “不要命” 来的。😊

2. 我在科大学习期间，虽然没有过过周末，虽然仅只回家过过一个暑假 （ 还是因为年龄太小，实在是太想家了。但自从回了一次，加上功课越来越紧，也就奇迹般地顾不上想家了。）其它寒暑假都是在学校学习或复习。

但我从没开夜车。

几乎每晚我都是到点儿时，唯一一个，在六七个同学住的宿舍里，躺下的人。唉，年龄比别人小的我，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听课时睏得不行，却又不得不一个劲儿地，想睁眼睛的那个难受劲儿。那真是忒难受了。🤧🤧🤧

我相信，没有科大这样 重，紧，深的学习基础，1978 年考研时，我是不可能做到， 在一个不寻常的困难条件下，“厚积薄发” 的。

周家馨

2018 年 十一月 8 日

于布里斯本

** 未完待续，全文目录:

不忘初心；厚极薄发；

机会留给谁？；无家可归的中科大；

有惊无险的赴英途；

尊严的奋斗；科学的回馈；

那些年的花絮：奨学金；古典音乐；西方艺术；气功 英国文化；

媒体与我；后记。

** 说明：

所有的 “补遗”，都是在已出版过的纪念文集之上，新增加的补充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