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声明：本系列只是事实和逻辑判断，不作价值判断。

前文述及个人对自然界的情感需求，以及中西于此的差异。此处分析个人对于社会的情感需求。

社会性情感需求，意为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受到信任、爱与被爱、拥有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更多人所认同等。

1. 对社会（国家）的情感需求上中西方有天壤之别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复杂，社会可以在国家之上，譬如“国际社会”，也可以在国家之下，譬如国家对本国社会的管理。此处将国家理解为社会中的一级组织。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无疑非常重要。就本文所关注的需求层次而言，涉及到个人与国家孰先孰后。如果说中西在自然性情感需求上存在差异，那么在社会性情感需求，特别是对国家的情感需求上，中西方之间几乎有天壤之别。

西方人同样有对国家的情感需求。

其特点之一，区分社会与国家。个人除了与国家的关系之外，存在与社会的广泛和复杂的联系。社会满足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中对于群体的情感需求。

之二，区分“祖国”与“国家”。前者是山川河流，人文历史，建国先贤；后者可以说是祖国于此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存在方式。

之三，基于个人本位，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契约关系，情感需求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

之四，与认知需求相结合。对国家的情感伴随着对国家的质疑和批判。有一段视频，直接质疑“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

简言之，西方人是“有条件地”怀有对国家的情感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政客的竞选也可以归入此类，其典型当数特朗普。为美国“再次强大”，对国家强烈的情感需求是特朗普竞选的强大动力，同时伴随着对前任施政的强烈质疑。特朗普也需接受朝野铺天盖地的质疑。

相比之下，中国人（几乎）无条件怀有对国家的情感需求。

其特点之一，家国一体，在家与国之间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更谈不上“国际社会”，因而个人对社会的大部分情感需求的对象只能是国家。

其二，“祖国”与“国家”合二为一。忠君爱国，爱祖国即爱国家，反之亦然。

其三，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是契约关系。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由民族和国家中独立出来，既然如此，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就不存在契约关系。相应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中国是“国家本位”。

作为国家，自然要维护本国的公司与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过，由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没有明晰的契约关系，当国家要芸芸众生在情感上与国家站在一起，个人和公司也可以动辄捆绑国家或13亿国人。如在国外的旅游者，中兴的高管，自己违规，要国家为其愚蠢行为站台，损害国家利益，在世界各国间，陷中国于不利（虽称不上不仁不义）之中。

其四，对国家的情感需求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更不能批判。典型的说辞是：子不嫌母丑，否则就是抹黑。某外国乐团演奏《上甘岭》，观众如痴如醉，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反过来要求国家在外交事务上“霸气”，“虽远必诛”，而相关国家则纷纷“吓尿”。国家则以伦理道德上的“应然”，要求国人与国家保持一致。

2.对国家的情感需求可以区分为以下类别

其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官员的社会性情感需求在于其社会影响力，成为“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在于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感觉，乃至某某“盛世”。传承至今，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父母官，是GDP和政绩，由此既受到上峰的青睐，开辟沿仕途晋升的阳关大道，也获得百姓的感恩,强化国人与国家之间的一致。

官本位，说到底是权本位。官在中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云泥之别，其关键是权力受制约的程度。

其二，中国的官本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平民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最高境界是“平天下”。

其三，“位卑”者未必自己去争“天下”，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和清官。为了某某的“一统天下”，个人可以自我牺牲，张艺谋的《英雄》对此作了清楚不过的诠释。位卑者往往会“试想”，或者进行沙盘推演，如果没有某某，必将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于是，官员和平民百姓在对国家的情感需求上“走到一起来了”，这就为权力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官”本身就是国家对个人的价值肯定。与国家的目标保持一致的平民百姓，在满足内心对国家的情感需求的同时，同样得到国家的肯定，“共和国选择了某某”。这一“肯定”本身从外部满足了个人对国家的情感需求。

官本位在美国没有社会基础。相反，个人与社会由下而上构成对权力的制约，成为权力的“牢笼”。

情本位+国家本位，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这些年赶超的一个法宝，也是在贸易战中，中国最终将胜出的依据之一。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句话即是“情本位+国家本位”淋漓尽致的写照。重要的是“国”，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