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的文字不错

武夷山

    正在浏览《天涯》2018年第9期，上有作家胡竹峰的《中国文章》。读下来，觉得他有思想，文字也不错。但在网上搜不到与《天涯》上这篇东西类似的东西，却搜到了另一块文字，是胡竹峰在《天涯》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题目也是《中国文章》，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请注意，胡竹峰生于1984年，年轻得很，但其文字早就脱去了稚嫩。

   胡竹峰的散文精选集《中国文章》，2018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估计，两期《天涯》杂志上的文字，都收入了此书吧。

中国文章

胡竹峰

http://www.sohu.com/a/202813927_595443

中国文章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是道家“冲虚”要义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文的卜辞与《尚书》《穆天子传》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诀。可不可以用“墨戏”两个字说中国文章呢？国外的文章，以我有限的眼光看，从未见过墨戏，或许是孤陋寡闻。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我以前重文采，现在觉得好的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便是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的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

《老子》第一次让中国文章走到一个极致——隔。《老子》的隔源自文章家的德行、宽容、谦虚、至情和尽礼的品行。

先秦人作文，霸气十足，凌驾一切之上或超脱一切之外，可惜时代遥远，今时读来，行文难免艰涩，不易见微知著。我大量接触先秦文章是近年的事，那些文字像刻在青铜鼎侧的铭文，弥漫着甲骨卜辞的神秘，已不能用典雅古旧之类的话来评介了。

《庄子》以神为马，当然高妙，解衣盘礴，堪称散文的祖师。《韩非子》鞭辟入里，亦是高人，可谓论文之鼻祖。《论语》的娓娓道来，无人能及。《墨子》重剑无锋，使人感受到泰山之雄伟。墨子不可学，不能学。我曾取过一个笔名叫“怀墨”，面对《墨子》，只能作思古之怀想。

据说仓颉造字，大地颤抖，夜游的鬼魂在暗处哭泣。

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或焦、浓、重、淡、清，或浓、淡、干、湿、黑。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太史公写得辛苦，笔墨中兀自有游戏笔法。篇篇《本纪》，左右逢源，司马迁一路写来，想必内心也有些得意吧。这得意是自得其乐是立言之悦。跌宕自喜，津津乐道，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与柳敬亭不同的是，他自己写好了本子。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意味，也更懂中国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兔起鹘落。

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是《战国策》。我读先秦纵横家的文章，觉得有属于祖父晚年的奇巧淫技，未脱谆谆之心使然。

《史记》的笔墨是毛线团，有些是一团团串接起来，有些是一团团松散开来。《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但有章法，像乱石铺街体书法，这么说格调低了，一派素狂张癫更妥。《史记》是楷书法则，《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几个人外，中国的文章家没有承接《左传》的文脉，实在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金农用墨自己特制，墨上一面书“五百斤油”，一面书“冬心先生”，写出来的字黑极。张大千说：“冬心先生的墨色之黑，只有黑炭可比。”黑炭之黑板滞，金农的墨色倒格外润泽。金农用自己的墨，中国古代书家，自己制墨的大有人在，中国笔墨最重自己的话自己的面目。汉赋最为人诟病的正是缺乏自己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就是文人的游戏。汉朝文艺多有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在公共场所赋诗饮酒一般，手脚放不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空洞不可怕，空洞自有回声，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

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其文辞之华美，上承楚辞，下启明清小品。汉赋以“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为特色，一方面对语言精打细算，一方面挥洒词藻不厌其烦。尽管已不为今人所重，但它的纯粹精致与恣肆汪洋后世难觅其匹。

《汉赋》的第一篇在我看来是枚乘的《七发》，气壮神旺，后世多有不及。枚乘是最懂中国笔墨的汉赋家，其文章之鸟，高低起伏，飞得远。中国笔墨里恰恰有石破天惊的一面，这是音乐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有一种叫“箜篌”的乐器，其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外，有难以形容的奇境。我想庄子与司马迁应该听过不少，并得到启发。班固、杨雄他们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晋人下笔美丽，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过于苦心经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牢笼，撒腿就跑。有一回周作人为沈启无写砚铭，录的是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写完之后，周作人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废名也说六朝文是乱写的，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周作人说六朝人是乱写的，并举“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句子作例子，《小园赋》读过多遍，越读越觉得一寸二寸，三竿两竿是庾信的精心布置。但六朝文章即便对文字拈斤播两，也有随意之法度，这让我很有感情。

真性情方有高境界，高境界可得大文章，境界高了，即便几十字，也有江波之浩渺，譬如二王杂帖。古人说言简意赅，文字一简则远，一远则幽，一幽则雅，读王羲之父子的杂帖，信然。那些杂帖是真正意义的小，长不过几百字，短仅仅十言，以隽永见长，让我学会了留白，铺排成瘾时记得节制的重要。

二王的杂帖与诸多六朝文章潇洒、意气，尽管这里面有诸多无奈甚至是刻意装扮，却也是大道之后的归真，有意趣，散发着人物的个性光芒。

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中国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中国笔墨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笔墨的倒影。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老先生随口议论古人古文，真有趣：

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董桥看见这一段，感慨胡适之终究是胡适之：渊博而执著，温煦而刚毅，诚挚而挑剔。通不通，是胡先生一己之识，不必深究。他看不上韩愈，说到底还是韩愈的笔墨里缺乏微茫的情绪。

如果说明清小品如中年男人庭前望月，那么唐宋散文就像老年儒士倚天论道。任何一个写作者，在明清与唐宋之间游走学习，自有风动枝头的旖旎，也有盘根纵横的高古。

读唐宋文章，得气、得神、得意、得味，更多是得法——文章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韩愈作文多为人诟病，但他下笔的法则，是取之不尽的金库，可供后人成百上千年挥霍。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厌世不轻生，这是苏轼的了不起。《赤壁赋》的厌世更多是疲惫感，或者说疲而不惫。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他的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东西。中国文章重实际，少理想，也不喜欢思索死亡。《桃花源记》也是坐虚而化的游戏之作，不如《赤壁赋》高妙。

我读苏轼是读《庄子》之后，读完《庄子》，我以为中国文章就此罢了。但我读到这样的句子：“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差不多被击倒了。

《赤壁赋》的意义在于，让中国文章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不是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明清小品也好，但明清小品是水墨山水册页，没有《清明上河图》的恢宏，又不如范宽、梁楷高古。

明清之际，文章多如恒沙，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在我看来唯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譬如《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明清人作文，以清冷优雅的目光，刻意抵拒喧嚣与世俗，虽无灼灼之姿，却有泠泠之态。也因为过于表现超尘脱俗，很多作品缺乏生命的质感。读明清小品，好歹知道了性灵的重要，也就是说文字要活，更让我明白散文是有很多种写法的。读唐宋古文，慢慢懂得了厚味，懂得了学识与见解比才气更重要。

汉语是优美的语言，这是屈原的语言，司马迁的语言，“三曹”的语言，李杜的语言，陆游的语言，苏东坡的语言，曹雪芹的语言。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出美的意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水何澹澹，山岛竦峙”，“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都令我喜悦。

身前薄雾如纱，点点星光在头顶闪烁，身后大海辽阔，明月之辉滟滟随波万里。远古的先民睡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忽灭，巨大的静穆下，夜空如洗，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禹治水、敕勒歌、文烦简有当、地险、史记世次、白公咏史、裴晋公禊事、黄纸除书、唐人重服章……

民国文章呢，民国文章的中国笔墨是张大千摹本敦煌壁画。

汉语文脉弯弯转转，从《尚书》到先秦诸子，然后到汉赋，到魏晋六朝文章，到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各领风骚。王世贞言：“三百篇亡，而后有离骚，离骚而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白话文，有新诗，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复以小说为大流，小说不再是《汉书》定位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起初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像唐代的变文、宋元的话本之类。明朝时，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传奇故事，后经罗贯中、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古典白话文至此渐臻成熟。

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写《禁溺女告示》：“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句句落实，乡民们能看懂的。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

胡适（1891—1962）。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胡适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风雅”或“端庄”，心底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通俗”或“佻薄”。实际上，冯梦龙的见识比当时大多数文人长出不止一头。明清高头讲章，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但读书人里，大多是熟悉冯梦龙的。

胡适认为“白话”或“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文言，却包容方言，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人的文章，亦不乏民俗元素。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多了生机，多了自然。

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养反对不掉。不少人都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话来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林语堂说：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

大多民国文人，对古代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然而一下笔，还是隐约可见前人的影子。张爱玲曾说：“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

张爱玲把《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消化得烂熟，笔下人物对话口吻时常能看见这些作品的影子。鲁迅与周作人、胡适等人，在创作之外，同时也梳理中国小说史、整理并校点古籍。一九三○年秋，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无独有偶，梁启超、胡适也曾开过书单。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散发着古汉语韵味。

民国人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很能满足我的趣味与性情。民国文章之好，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白话中带一丝文言气，这样的文风在今天，可谓是拒绝粗糙的精致，抵抗浮躁的清雅。

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只要稍有间隙，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民国国运坎坷，但文章有郁郁生机。古文衰落，新文章破壳而出。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清的文脉。

鲁迅（1881—1936）。

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如果说，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这一石我分配如下：

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锺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两斗。也有些人去晚了，田地已经分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

这里面有些人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说到闲适雅致，通透平实，兼得文章之美，梁实秋要坐把交椅。《雅舍小品》有闲气，闲是闲情，气是气韵，气韵闲情四个字基本就是梁实秋的文风。当然，周作人的文章也气韵闲情，但多了艰涩，甚至有淡淡的苦味。梁实秋是闲适深远，周作人则显得苦味深远。

中国文章的羽翼下蜷伏着几只小鸟，一只水墨之鸟，一只青铜器之鸟，一只版画之鸟，一只梅鹤之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鸟，只是不在中国文章的羽翼下，它们在草地上散步，它们是浮世绘之鸟，油画之鸟，教堂之鸟，城堡之鸟……

王力的散文正是青铜器之鸟，其古意，有旧家具的木纹之美，如今回过头看那本《龙虫并雕斋琐语》，不能说多好，但毕竟是中国文章的产物，亲近之心还是有的。

读孙犁，即便夏天，也俨然身临月明星稀的秋季或者一地冷霜的冬日。岁月是安稳的，这份安稳是历经磨炼后的返璞归真。进入孙犁的文字，如商山早行，鸡鸣环绕，茅店旁边的野地上，一个老人独行在板桥上，月色淡淡，薄霜微寒。孙犁品书读人，见识一流，《耕堂劫后十种》接通了道，不仅是文章之道，更有人性深层的道。如果孙犁缺席，不知道当代散文会黯然多少，尽管还有汪曾祺。

把文章收拾得干净的人很多，写得蕴藉摇曳的，首推汪曾祺，一行两行情意绵绵，一页两页依旧情意绵绵，十页八页，还是情意绵绵，情意仿佛老酒，绵绵的是味，是春天细雨打湿的青绿。

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行文奇崛，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郁达夫放诞任性，无所顾忌不拘谨，纯然人性本色；废名的文字独具一格，冲淡为衣；他们的文章都吸引过我。废名的语感极好，他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气不平。在我看来，写散文，文字要新奇，文气要朴素。文字可以怪，可以追求特别，但文风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远，走得深，才能不坠魔障，进入大境界。

林语堂（左上）、梁启超（右上）、周作人（左下）、郁达夫（右下）。

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笔墨之外的事功，经历丰富，总是处在历史漩涡中。可以想象，这样一位人物来面对文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胸怀。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依然说：“拿趣味做根底。”这也是他不管写什么，让人读来势如破竹的原因。

周作人的小品，沉着苍郁，冲淡为衣，闲适使气。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看起来寻常，入口微辛，回味却甘。《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很多人被周氏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所蒙蔽，以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而忘了字外的大义，更忘了他对人间的大悲悯。

民国诸贤，鲁迅不可绕过。如果说冰心、徐志摩、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鲁迅的文字则肃穆如秋色。鲁迅的文章，年岁渐大，越发能体会背后埋藏的深意，大有深意。鲁迅的作品，沉郁慷慨是经、苍茫多姿是纬，点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及处。《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葩，一朵长在向阳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阴的石缝中。

鲁迅的文字，有婴儿的烂漫，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文章中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称超绝。王国维胸藏风云，下笔雍容，一览众山小，已到了时代制高点，可惜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陈独秀眼高手高，虽为政治所误，文章终是入了化境。郭沫若才高志大，天生的诗人气质，偶尔过度抒情，影响了文字的公正平和，但不影响纵横捭阖横扫六国的派头。郁达夫性情写作，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林语堂出手不凡，幽默之外大有余味，只是后来离开母语环境，阻塞了文章的进步，但也给文脉注入了新鲜的力量。钱锺书的《围城》，趣味灵光闪闪，《管锥编》的墨香流韵，更是可圈可点。张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虽不如牡丹玫瑰端正，却有一股梅香扑鼻。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逸气横生，丰姿动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只是略显异域风情，不能久视。张爱玲、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亦沉博清丽，绝非咏絮之才。一些女作家，淹然百媚，触处成春。

梁遇春火光一现，再短暂也是耀眼的流星。丰子恺是文玩清供，谈文论艺的文章格调尤高。李健吾的文艺评论，刀劈斧削，虎虎生风，力可透骨。胡兰成的文字，顾盼之间摇曳多姿，山河、家国、饮食男女，串作一处，优雅而妩媚，俱见风致。这是其文章之长，亦是见识之短，政治的事终像桃花运一样地糊涂。

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一方面接通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是开放的，不仅阅读域外作品，更亲自翻译推荐这些作品。严复、林琴南诸夫子，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鲁迅《木刻纪程》一书“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些观点为识者所肯，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广采博取、闳其中而肆其外之风。

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很多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报纸杂志。报纸上专门辟有副刊，专发各类文艺作品，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了。不少作家著书为稻粱谋的同时，更以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影响人的心胸与情怀。身逢乱世，兵戈不绝，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更执着于强国兴邦之思。他们蜷缩在文字世界抵挡外面的风雨飘摇，内心的凄苦是有的，但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写自己的文章，这是写作者最珍贵的品质。民国文章，有今人鲜见的性情，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

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撑文人创作的重要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学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这是规律。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茅盾写市民，再也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了，不局限于写人，而是通过人来写一个大的社会。即便是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情事缠绵里，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作为国体，民国短命而粗糙，但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却在那三十年间奠定而成。民国是历史的港湾也是时代的码头，从皇朝变迁为民国，时代转折，文化上必然也转折。民国文学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也给了白话文一个高起点的开端，那一湾文脉，已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

胡竹峰，作家，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随笔集《衣饭书》《不知味集》《闲饮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