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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的工作也同样如此。那么最后这篇但绝非是最不重要的博文,重点要讲一下我衷心感谢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将我引入哲学的殿堂并设法将我留在哲学所。没有他,我也没有机会或没有兴趣从事信息哲学的研究。所以我第一个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他已于2018年1月份去世。没能看到我写的这些回顾性的博文了。
其次是要感谢我的父亲,2002年是他帮助我完成翻译了Luciano写的“什么是信息哲学”那篇重要文章。我以为信息哲学进入中国除了我翻译之外,就是他对我的帮助最大了。因此,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的第一棒,有他一半的功劳。他于2007年辞世,未能见到我的专著《信息哲学探源》的出版和我评上正研。这是让我抱憾终身的事情!
第三我要感谢我在美国的胞弟,是他帮助我的翻译进行了润色,改正了相应的错误。在《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的翻译过程中,他也做了很多工作,成为该书的主审。同时,由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我能随时得到我想要的资料。
第四我要感谢我室的另一位老室主任,他当年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司马贺来京时,他曾去听过讲座。而我的进入研究生院读博士的复试时,他也在场,为我被录取为博士生说了赞同的话。当年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就在我们室,当时他希望我能接手这个学会,可惜我还是副研究员,未能如愿。
还要感谢当年的科研处主任(哲学系主任)。来社科院读博士的政审要求很严,他专门去武汉进行调查。由于我考试有一门重要的功课挂了,他上下为我疏通,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使我得以录取。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也要感谢,由于我没有硕士学历,但有中级职称。当年有个政策,经人推荐,中级职称可以等同于硕士学历。他不仅积极为我找人推荐,而且还帮助我联络导师。
《世界哲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辨证法研究》、《自然辨证通讯》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对我引进信息哲学的工作也都给予大力协助,没有他们,我的工作也很难那么快与中国读者见面。同时还要感谢我的老同学,是他向我通报了我的成果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反响。
翻译《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我请了20多位朋友帮助,每人都非常认真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也是令我很感动的事情。可惜的是翻译的费用太少了,我又没有相应的课题费为他们提供补偿,这真是亏欠他们了。
我2004年大病一场,有许多同事都去探望我。幸亏我活了过来,才有机会对他们道声谢。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夫人。这么多年来,她无怨无悔照料着我的生活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对她的感激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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