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前，看到一位“禅师”到处做主持、收钱盖庙，就好像今天看到一位教授到处出任各个大学的校长，热衷于筹款盖大楼一样，心中不免在怀疑他还有没有时间做研究、带学生。然而，在教育和科研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时代，这批到处做校长、盖大楼的教授，尽管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却毫无疑问地推动了这个地区、这个时代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同样的，出任许多丛林的住持，募集资金建设寺院的和尚，虽然或许牺牲了自己专门探索内心的时间，对禅宗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肯定也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只是，只有学校和大楼是不够的，其中还必须有一批孜孜以求的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教育和科研才能真正的发展。同样的，兴建一新的禅宗丛林，也需要有一批全心投入的禅宗学子，自己勤奋钻研，明了内心，再循循善诱地指导后来的学人，禅宗这门中国心理学的教育和研究才能不断发扬光大。这批人和前面那批人，在各自的时空中都是必要的。正如佛陀曾经说过的，“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每一种现象都各有它自己适当的位置。大家都各安其位，那么这个世界就能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也如中国古圣一向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在的心理学成就和外在的社会学成就，都统一在同样的文化精神之中。

   因此，中国心理学的研学和繁荣，并不是只有向内探索一种功效。实际上，它同样会向外投射，让这个世界充满风采。作为心理学科研型大学的禅宗丛林，它上课用的大礼堂被用来供佛教信徒们烧香祈求，看起来好像有牛刀鸡用之感；但现代大学同样会把它的地盘开放给民间搞各种活动，其中就有许多不那么科学和开明的成分。尽管如此，现代大学这些举动，还是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借机亲近了一下大学校园，从而唤醒了其中部分人对科学的兴趣、同情和支持。那么，这些活动也就起到了它的作用。

   换个角度思考，这些活动何尝不是某种心理治疗。中国人依靠这些心理治疗技术的支持，缓解着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压力。有了这些支持，中国社会神经症的发病率才没有那么高吧。就像前一阵子网络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尽管空口无凭，而且也未必会有科学依据，但给那些遇到相关困难的人用做认知行为疗法的依据，也对维持心理健康做了一定的贡献。

   这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佛陀的智慧，“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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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性寺到了明代改名为光孝寺，并一直沿用至今。被风吹动的旗幡早已不在了，但旗杆还在。我们走进光孝寺，走过这根著名的旗杆在地上投下的影子，进了大雄宝殿。大殿的内墙上挂满了黄纸，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位逝者的名姓，地上摆满了供奉给死者的鲜花果品。光孝寺的前任方丈本焕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禅师，他为了提倡坐禅，把大殿里原来供人磕头用的拜垫全都撤去，换上了几百个用于打坐的坐垫。由于是清明节，大殿里“座无虚席”，当然，没有人是在打坐。大家都是来祭奠墙上的亲人灵位的。人们低声交谈着，仿佛是在等待会议的开场，领导还没来。

   这样的场合不太适合我们俩加入，于是我们悄悄地退了出来，去看殿后的瘗发塔。来到光孝寺之前，已经得到黄梅东山法门传承的惠能一直都未正式剃度出家，而在那场“风幡论辩”中语出惊人之后，印宗方丈得知了他的身份，于是就在寺中亲自为他剃发授戒，并将剃下的头发埋在一棵菩提树下。之后不久，埋头发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塔。

   有人在瘗发塔前的香炉里投进数以捆计的纸钱，顿时烈焰腾空，继之而起的浓烟朝着头顶的菩提树冲了上去。光孝寺有些古树的树龄已在千年以上，除了菩提树，还有广州的市树木棉。这种原产于印度的外来树种大约是和达摩同时来到中国的。眼下正是木棉树的花季，有人在树下捡起凋落的花瓣，然后细心地一一展平收好。这种橙红色的椭圆形花瓣晒干后可以入药，在中医眼里具有清热去湿之功效。

   木棉树后面，几个僧人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为重修观音殿募集善款。全中国的寺院都在重修扩建，光孝寺自然也不甘人后。而且，因为可以借助本焕禅师的影响力，它的进展要比华林寺顺利得多。本焕禅师年轻时曾和我的师父寿冶老和尚共同主持五台山碧山寺，1948年始南来，应虚云大师之请前往南华寺接任住持，从此留在南方。1958年，本焕被打为右派，在劳改农场度过了十五年难熬的岁月，出狱之后，他做过多所寺院的住持，光孝寺也在其中。他还住持修复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丛林。佛教在今日中国能如此繁荣，本焕实在功不可没。我第一次见到本焕就是在光孝寺。不过，年届百岁高龄的本焕长老如今已经离开广州，搬到深圳东郊的一座僻静山寺里去了。

   离开光孝寺前，丹妮艾拉和我也为观音殿捐了一百块钱，并在一片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