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史学家的说法属实，在南北朝时期广州就住着十万到二十万外国人的话，那么当初的广州曾经是怎样的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啊！如果没有这些记载，今天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片土地当初曾经如此地繁荣。

   事实上，我们总是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所知去推测事情曾经是、现在是、或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所认识的，几乎总只是我们所知的。所以，“所知”恰恰是我们认识真相的最大障碍。BBC电视片COSMOS中，做解说的物理学家泰森有一句名言，“The past is another planet, and so is the future.”我们所自以为熟悉的地球，过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未来也是。其实，即使是现在，地球也同样是一个与我们所知的完全不同的地方。作为个体，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关于地球，恐怕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其实不止是地球，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哪怕是关于我们自己，这个本应最为熟悉的对象，我们的所知也可以这样概括。不仅过去的我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未来也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同样是一个与我们自己所知完全不同的存在。

   所以，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每一位大心理学家都问过，也都有自己的发现。看看他们所提出的大相径庭的理论，就知道这个问题的探索远远没有完结。在每一位真正有所发现的大心理学家心中，我们都是一个与平时所知的完全不同的存在。不论是弗洛伊德，阿德勒或是荣格，也不论是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还是人本主义学派。每次心理学的进步，都是从我们自己内心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存在的结果。

   实际上，这个问题，每一个人也都要自己探索。即使世界上有一千万心理学家都探索了“我们究竟是谁”，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正如别人不能代替我们吃饭、也不能代替我们结婚一样，心理学家的探索也不能代表我们。他们的发现，可以提醒我们，启发我们；但探索的历程，仍然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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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清晨，我打车前往华林寺与丹妮艾拉碰头。这座昔日达摩居停过的梵刹，如今坐落于繁忙的长寿路与康王路路口，周围是鳞次栉比的珠宝玉器商行和“华林玉器广场”。

   根据中国古代的佛教文献记载，菩提达摩可能出身于五世纪时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帕拉瓦的统治疆域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南端东部、沿孟加拉湾分布的狭长地带，在其境内有一座名为摩诃巴里补罗的著名港口，是往来于南印度与南中国的各国商旅必经之地。菩提达摩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的。在他的老师般若多罗的鼓励下，达摩搭乘一艘商船从摩诃巴里补罗港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线绕过中南半岛，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终于抵达南海（即今天的广州）。据唐朝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载，达摩到达广州时，正值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具体时间有人考证为公元475年。后世的汉传佛教典籍则有的将达摩入华时间推迟到了公元520年，为的是让他能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历史上相遇，因为后者要到502年才初登大宝。不管怎样，达摩来过广州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在广州期间，他的栖止之地便是华林寺，而且在此一住三年。

   站在如今的广州街头，已经很难想象华林寺一千五百年前的景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比现在大得多。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广州一直是一个人口和文化都极为多元的国际性港口。据当时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推测，居住在广州城的外国人大约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以当时的人口规模而论，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而且，这是一群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商人和水手，从来居无定所，一刻不停地往返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南半岛的各个王国之间。

   华林寺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朝廷为外来人口在城南开辟的居住区“番坊”一带。很有可能一开始它只是印度僧人在广州的临时落脚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城的四大佛寺之一。它最初的名字叫“西来庵”——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从哪来的。“西来”二字后来成了禅宗公案里最常用的典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迟至十七世纪的清朝初年，西来庵才改称华林寺，其名得自当时寺院周围种植的数百棵果树。遗憾的是，“华林”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近代以来，华林寺的地皮大幅缩水，已经变成一座可怜的城中小庙。据说，寺院方正在努力与各方斡旋收回庙产事项，但在地价飞涨的广州城，针对每一寸土地的谈判都极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