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引用格式：姚远，伍小东.明清泾阳-三原一带科技文化轴心的形成与意义——以刘古愚的工商-科技教育为代表[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32（6）：71-78.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明清泾阳_三原一带科技文化轴心的_省略__以刘古愚的工商_科技教育为代表_姚远.pdf

刘古愚教育思想研究会2017年年会在我校召开_e5697fb0_7af4_4ab.caj

昔日西北名儒今朝精神传承刘古愚教育思想研究会2017年年会掠影_50b0b711.caj

明清泾阳-三原一带科技文化轴心的形成与意义

——以刘古愚的工商-科技教育为代表

姚  远，伍小东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

明清时期，以西安和泾阳-三原一带为两极形成的陕西近现代二元文化中心、二元经济中心、二元教育中心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距明清西北政治中心西安仅40余公里的泾阳-三原文化中心结构的形成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二是政治中心与文化、经济、教育中心的分离，以及其中科技、教育元素和代表性人物刘古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贡献最为突出。1916年，日本同文会曾对泾阳-三原一带经济贸易特点、入川贸易线路等有过记载。[1]李刚考察秦商活动的地域范围时，也注意到“古代社会城市政治与乡村经济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经济模式”。[2]姚远在1991年曾论及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多元性起源和一元性聚集”现象。[3]

       一、西安政治中心与泾阳-三原经济中心的分离

毫无疑问，明清之后，陕西政治中心乃至西北政治中心向居西安。

以唐宋为界，西安失去昔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降为陕西首府和西北区域政治中心，明清时代，差不多是一座军事城堡而已。明太祖洪武二年 (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西安之名由此而来。明洪武九年全国设2直隶13布政司，陕西布政司辖陕西全境与甘肃大部，辖八府21属州95属县。西安府，治成宁，领6州，14属县。明代的陕西为防范边外侵扰中原，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军把守，其中4镇在陕。总兵力20余万人，所需军饷粮草全赖陕西转输。清政府平定西番和边外少数民族内附，西部边界线亦由明代的陕西移至新疆。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陕西由边省变为内陆省分，陕西行省，治西安，领7府，5直隶州8厅5州73县。明弘治三年（1490）三原县直属西安府。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醴泉县、渭南县直属西安府，次年富平县直属西安府。明清西安府辖15县1散州1散厅：长安县、咸宁县、临潼县、高陵县、蓝田县、鄠县、盩厔县、咸阳县、兴平县、泾阳县、三原县、富平县、醴泉县、渭南县、同官县、耀州、孝义厅、宁陕厅。其中，尤其是西安“安定西北”的职能，无疑提高了其戍边和军事存在的价值，淡化了其文化、教育和经济中心的职能，而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

明清之后，陕西经济中心逐渐偏离西安，逐渐向周边转移，东西横向的龙驹寨、凤翔，南北纵向的延安、汉中均成为新的经济重心所在，特别是泾阳-三原一带成为“并驾齐驱的陕西经贸中心”“陕西省经济中心”，明显偏离陕西政治中心乃至西北政治中心的西安。[4]其中，泾阳“峨仲耸于南，泾水环其南……平畴旷野”[5]，有舟楫之便，可上溯长武郴州入甘肃平凉，东南经高陵、渭南通潼关、蒲津，北通富平、耀县、同官；连接延绥，西通醴泉、凉甘；三原与泾阳毗连，南有渭水，运入山西铁器，北有泾水，可供盐铁石炭，西衔凤汉，北通延绥，货物转运集散，四时不绝，成为陕西药布总汇和金融重地，药材每年“买卖总额为二十万两”[6]，布匹贸易每年“达千万元”[7]，每年由陇青押解至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成为“三秦大都会”[8]。

刘古愚在论及盐业时，指出：“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然商极苦辽远，乃屯塞上，得粟即输，省运费，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9]陕西盐商川盐的贸易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如著名三原城南的富商刘映著、刘树棠、刘质慧、胡历金兄弟，均家财不少百万。

在茶叶贸易方面，陕商在泾阳设有总号或分庄。明洪武元年（1368）前后，泾阳茯砖茶大致定型。“清雍正年间，泾邑系商贾辐辏之区”。在泾阳境域商号131家，经营茯砖茶者达86家，每年每家约300至500吨，除销往西域各地外，更远销至俄国、波斯等40余个国家。泾阳县城及周边的茶行、茶庄、作坊、茶商号林立。清同治十二年（1873）前，茶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掌汉族，西柜掌回族，陕甘总督左宗棠任内，是为泾阳茶商最盛时期。

在烟草方面，陈阿兴等注意到：“在明末，陕西泾阳就是水烟的集散地，水烟的加工制作都在陕西泾阳进行，经过加工的水烟，再由陕西商人运往全国各地，东运至上海、杭州等，南经广元、成都、重庆运至云贵，北沿黄河运往京津远销四方。陕西烟商在烟业贸易中积累雄厚资本，差不多垄断了水烟的生产和销售”。[10]

这些，均说明明清时期的西安仅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已偏离西安，在泾阳-三原一带形成新的经济中心。经济与生产的繁荣为科技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于是，诸如怎样提高泾阳茯砖茶的工艺技术？为什么“离开泾阳水制不了、离开泾阳人制不了、离开泾阳气候制不了”？为什么泾阳“地虽出棉”，却“纺织不甚讲求”？[11]，这些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就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正是泾阳-三原一带科技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二、泾阳-三原科技文化的发展

关学创立之后,历代弟子不断,据民国张骥《关学宗传》，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等出生于关中的关学名师达240人，并对其生平、著作精义、学说大旨等一一叙述，反映了关学的源流和承传。它所反映的关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关学比较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际问题，提倡实学，反对玄虚思想，如兵法和井田、农业、水利的研究；二是关学比较注重研究自然现象,注意吸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如对天文学、地学、医学的研究。这恐怕正是关学比较合乎科学原理，理论思维水平较高，以及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力学方面，明末泾阳人王徵(1571—1644)，于明天启年(1621—1627)间,开始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等人接触,并加入耶稣会。此时,他阅读了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的《职方外纪》(有关地理学新知识的著作),对其中所载西洋奇器发生浓厚兴趣。明天启五年至六年(1625—1626),他曾先后同金尼阁(字四表,原名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龙华民(字精华, Nicolò Longobardo,1559~1654)、邓玉函(字函璞, Johann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字道末, 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等人交游,并在此时开始翻译《远西奇器图说》。他还同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合著《西儒耳目资》,是专门为西方来华的知识分子而编写的工具书。王徵写了《释疑》51条。该书在西安出版,封面上注明有王徵刊行的字样,被后代学者们称为我国罗马化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明崇祯七年( 1 6 3 4) , 64 岁的王征在家乡创立“仁会”，主要做一些济救饥荒、免费治病、安排过往旅客住宿、给无衣着者送衣服, 以及送葬、赎俘虏等项事情。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他从三原送金尼阁到西安,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遂与金尼阁一同考察,使其成为西方传教士得见碑文之第一人。正因为王徵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其不少著述由于保存和刊印于天主教堂,而流传至今。1947年,在西安附近的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即发现王徵遗书残版6种。内有其《两理略》114页,计卷1,33叶;卷2,34叶;卷3,18叶;卷4,29叶。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游西安及关中时,还购得《两理略》之嘉庆间刷印本,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今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等地藏有王徵《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崇一堂日记随笔》、《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等4种译著。这些成就使王徵成为我国引进西方力学第一人，也成为泾阳-三原一带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成为关注西方机器工业和机械原理最早的区域之一。

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力学和机器的基础上，也开始从事自主机械发明并思考其科学原理。在农业机械方面,有明泾阳人王徵所著的《诸器图说》1卷，王徵著、马彦增补的《代耕架图说》1卷；在农业通论方面，有清西安府三原人杨秀元所著的《农言著实》；在耕作屯垦方面，有清西安府三原县署的《井利图说》1卷；清西安府三原县署《蚕桑图》等。

在水利方面，泾阳占秦郑国渠渠首的历史先机，在明代洪武年间几乎成为管箍陕西水利命脉的咽喉之地。同时，也为农业资源的不断富集提供了重要的工程技术保障。到明初,距元代最后一次郑白渠整治不过15年,即明洪武八年(1375),郑白渠再度壅塞,失灌溉之利,明太祖遂“命长兴侯耿炳文浚泾阳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12]今临潼康桥镇以西所谓的“郑国渠遗址”,实际上就是这次疏浚工程的遗迹。^[13]此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永乐三年(1405)、明宣德二年(1427)、明天顺五年(1461)屡有整治。其中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五月的整治,系根据徐龄、华嵩等人的建议,发“泾阳等五县及西安等卫所量起军夫,协同用工”^[14]而成,竣工后使沿渠农田“亩可收四石或三石”^[15]。然而,至明天顺八年(1464),“渠日浅,利因以废。……渠旁之田,遇旱为赤地,……高陵皆患苦之。”^[16]于是,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整治。明成化元年(1465)、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成化十七年(1481)至成化十八年(1482年),都御史项忠、右都御史余之俊、都副御史阮勤三位地方官停工—复工—接续再干—最终完工,历时17年的广惠渠工程,是明代郑白渠最为艰巨的整治工程。其中:项忠集高陵、临潼等沿渠五县民就役,穿小龙山、大龙山,役者常执灯入洞,“遇石刚顽辄以火焚水淬,或泉沥下,则戴笠披蓑焉”^[17];项忠还朝,工程暂停10多年后,陕抚余子俊接着“于大龙山凿窍五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浅狭者”^[18];余子俊改任兵部尚书再度停工数年后,都副御史阮勤“用匠夫四百人,五县之民更番供役”,“有石卧水中巨甚,乃堰水以西凿石四尺,水得深入。又窍小龙山,架板槽,阁泉溜,且凿疏深者至五尺,浅者二三尺,广可八尺”,一年后终于完工,“溉五县田八千余顷”^[19]。明正德十一年(1516)四月,陕西巡抚萧奭,再次历时一年,“凿山为渠,上接新渠,直泝广惠,下入丰利”^[20],名为“通济渠”。到清代,泾河不断下切,郑白再断水源,修复工程巨大,遂有多种小型灌溉工程出现。如龙洞渠即系引龙洞等泉的泉水灌溉农田,灌溉面积已缩至7万余亩。西安府的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县、蓝田、泾阳、三原、盩厔、富平等县,修筑了可溉几千亩、几百亩,少可溉几十亩的许多小型水利工程。历代对郑白渠的整治可谓不屈不挠,工程量也一次比一次巨大,但仍旧代有创造,使郑白渠历经两千余年不衰。这充分显示了西安附近劳动人民改造自然,造福后代的宏大气魄和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这些水利工程，奠定了泾阳-三原一带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

在医学方面，泾阳-三原一带也是陕西最早接触西医的地区之一，王徵容留生病的传教士金尼阁在泾阳家中居住修养时，即开始感触西医的疗效。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西安第一家西医医院，即由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建于西安东木头市的英华医院(后移今解放路口,并改名广仁医院)，在三原县城设有分院。荣大夫,名荣安居,或称杨·安德鲁(Young Andrew,1869~1922),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来华任该院医师,后任三原英华医院医师。辛亥革命中在西安英华医院主持伤病员治疗工作,后死于三原。清初西安府三原医家陈尧道(约1609~1683),字素中,著有《伤寒辨证》《痘科辨证》《疹科辨证》《医学心得》等。他对伤寒与温热病有独到的认识,所述舌脉参合的诊断技术与“寒凉治温”的处治原则,对后世温病学的创立具有承先启后之功。他终生隐居乡间,不慕名利,远近来者满户,施医舍药,解济贫困,为人方正纯谨。凡乡里纷难,德其排解。晚年医弥精,虽名播遐迩,而雅好静摄,即使郡邑诸大夫延致者,辄多逊谢。其《伤寒辨证》又名《伤寒活人辨证》或《活人书辨证》,共4卷,凡93篇,涉及86个证候。该著以类证的形式研究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并汇宋元以来诸家学说,尤以王(履)、刘(河间)二家为宗,补其所未备,衍其所未畅,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其具体内容:一是运用阴阳辨证的观点,对每一具体证候逐步进行细致分析,进而将表证分为表虚证、表实证,将里证分为里实证,里虚证,又详论表里俱见、无表里证、表热里寒、表寒里热等兼证,以及阴证、阳证、阳证似阴、阴证似阳等,从而为八纲辨证奠定基础;二是概括六经主证的方法,首倡六经提纲一说,成为后世伤寒家的楷模,清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即采用“提纲”之名;三是统计出《伤寒杂病论》中三阳坏病(伤寒误治引起的病情恶化)94条、三阴坏病8条,并详述坏病的辨证治疗原则。该书成稿于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年),次年刊行。嘉庆、咸丰间曾多次刊刻,现存。其《疹科辨证》成稿于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年),分为疹家三忌、疹将出形证、疹出证治、疹将收证治、疹后证治等五部分。其中提出的“发表解毒”为治疗疹病的提纲,强调根据时令气候、禀赋强弱、病证表里寒热等差别,相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体现了中医整体恒动、辨证论治的特点。现存有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年)三原董汉杰校刊之《疹科类编》附刊本和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聚奎堂刊《伤寒痘疹辨证合编》本。其《痘科辨证》,共3卷,成稿于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系以明代魏直《博爱心鉴》为蓝本,结合亲身经验著成的痘科专著。全书将痘疹分为血虚、毒盛、气虚、血虚毒盛、气虚毒盛、毒盛似气虚、气虚似毒盛等不同证型,并论其辨证治疗方法。其法大致以疏解、解毒、补托为主。后附有王海藏、万密斋、朱惠民、徐春甫等人治痘法103条和常用药方。现存有清咸丰二年(1852)聚奎堂《伤寒痘疹辨证合编》本。

清泾阳一带,为民间医家集中之地。如:张文祯,字周卿,善治疑难病症,疗效颇高,著有《本经疏证》,三原孙云章曾在其门下习医,后驰名江汉间;赵彭年,自幼体弱,因潜心习医,长于药物和针灸,常为贫病者施药;贾铨,监生出身,专治小儿疾病,尤长于痘疹,为人治病,从不受谢,人赠以“仁惠慈良”之额;岳占鳌,字海峰,治过许多疑难病症,著有《症方臆说》;贾铨则长于痘疹和麻疹。清代泾阳医家中较重要者要数张楠,字阴斋。他因偶而失调,遂成重病,因而发奋学医并有所成。著有《丛书辑要》《痘疹捷要》《温疫》《稀痘》等。清嘉庆九年(1804),他在仲庠周文辉家得到当时已佚百余年的武之望《济阳纲目》手抄本,便决意重心刊刻。但因抄本错讹颇多,为此,他“捐馆舍”,“闭户翻书,终日不倦”栙,又参阅诸家,细心考证,加以注释,使该书更具临床意义。后又会同叔父张应潜、进士李僎一起校对,奋斗20余年,刻版仅半而中途谢世。其后,再由同乡姚时春与张楠的四弟张海航续刻10年,姚时春又病逝。最后由姚时春之子姚恩(锡山)续刻,张楠之子张尔帜校对,经2年,于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始告完竣。

概括起来，泾阳-三原一带的科技文化主要集中在水利工程、医学、力学机械、三个方面。其中，水利工程技术自秦郑国渠以来，向为泾阳一带的专属技术，不但使渭北大片盐碱地化为膏腴之地，助秦一统天下，而且向执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之牛耳。医学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生产、健康的必须科技，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其中，尤其是王徵引进近代西方伽利略时代的力学，并仿制或发明新的机械，诸如“空屋传声”、自行车、水转翻车、代耕架等发明，适应了当地粮、棉、药、烟草等农业生产，天球自转、日晷自移动、轮壶计时、水漏自升、风车行远、气足传声等科学原理介绍或发明，则适应了天文气象观测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需要，也启迪了刘古愚等在通儒台安置铜经纬仪从事天文观测与天文教育活动，成为泾阳-三原一带科技文化中最为夺目的一个亮点。

三、以刘古愚为代表的泾阳-三原科技教育成就

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工商人才、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在工商活动中对算学的需求渐趋迫切，因此在以刘古愚为代表的泾阳-三原科技教育成就中，算学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成为明清西北算学的重地之一。

清代陕西的善算之人曾集中在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创立的泾阳味经书院、宏道高等学堂等教育机构。味经书院由督学许振祎（？—1899）奏建于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设于西安府泾阳县城内姚家巷。这是以关学学派所倡的“实学”为主的书院。初聘史兆熊为院长,姚劭诚、王贤辅协理讲席。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刘古愚在书院内创设刊书处,并拟《味经书院刊书处校勘章程》。在19年间,共刻书200余种,曾获光绪帝嘉奖。其中,除经史外,还刊刻了不少介绍中国数学家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教科书。长安人柏景伟与咸阳刘光贲在院内设求友斋、以天文、地舆、经史、掌故、理学、算学课士。刘古愚所开的算学、平面三角举要、电化、化学、医学、矿学等课程显示了新的教学特点。他又筑通儒台并置经纬仪，供学生实验，立白蜡局，创复豳馆，后又立兴艺斋、工艺斋、时务斋,教学生实习纺织、制蜡等西方科学技术。这些教育措施也有效地传播了西学,也开创了关陇学界的新风气,是关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新发展。西安府临潼人张秉枢、西安府礼泉人邢廷荚、西安府同州朝邑人张遇乙、西安府兴平人张元勋均为味经书院肄业的学生,以后均成为清代陕西著名数学家。其中,临潼张秉枢,贡生,从味经书院肄业后历任宏道学堂教习、西安中学堂首任总教习等,著有《代微积拾级补草》二卷,《盈月肉勾股互求公式》一册,《火炮量算通法》一卷;邢廷荚,举人,著有《借根演元》一卷;张遇乙,拔贡,著有《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演草》一卷,并与成安一起制成铜经纬仪,置于通儒台;张元勋,举人,著有《径求和较术》一卷。李异材(1858—1937),字仲特,清末西安府蒲城县人，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的伯父，清光绪十五年(1889)在宏道书院自学《算法统宗》《梅氏丛书》等数学书籍,清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川汉铁路勘测,在陕西地舆馆测绘陕西地图,在测绘中曾发现陕北地下丰富的石油,所绘《秦晋豫三省黄河图》仍存。同年,他赴浙江杭州做徐季和学使的幕僚,光绪二十三年(1897)返陕,携回算学等大量书籍,并为子侄李约祉、李仪祉讲习算学,同时开始专心研究数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大学堂成立后,不久即被聘为数学教习。在教学之余,他最终完成了其《开方数理图说》一书。之后,曾任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陕西舆图馆馆长等,晚年另著有《级数比类》。

为了适应科技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督学柯逢时奏立刊书处于泾阳姚家巷，共筹万金，又别筹六百金养士，选院内高材生二十人司校雠，奏加院长刘焕唐国子监学正衔兼总领刊书处事，先后三十年，成为一个主要刊印新办学堂课本和教科书的专业出版机构。史梦轩先生开于前，柏、刘两先生继于后。光绪十七年（1891），改为味经官书局，以刘古愚总理其事。委监院周斯亿调肄业诸生通晓六书、留心古籍者。以膏火分司校勘，书局始为木版印刷，工木较昂，且出书周期太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刻木版,改用聚珍铅字，在上海购买铅版活字大小数号及钢模机器等件仍由官书局绅董刘古愚等经理。1 0余年间，书局所刻书籍不下5 0 余种，其中有如《天演论》（1894或1895刻本）《天文地学歌略》《地球各国考略》《代数术》《代微积拾级补草》《微积溯源》《泛倍数衍》《句股细草》《借根演元》《通求和较术》《盈月肉勾股互求公式》《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10余种科技书籍。其中严复的《天演论》为我国最早的一个译本，或系刘古愚通过梁启超向严复索得《天演论》，由刘古愚主持总校、未经刊书处刊印完成的，世称“未经本”。[21]之后的秦中书局亦在未经书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书院还订购了《京报》《申报》《万国公报》，要求阅读，并定为时务斋学生的必修课。

在工商教育方面，他认为必须提高从业者的素养，才能言中国之富强。其《〈学记〉臆解》序言中有：“呜呼!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画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以学为士子专业，讲诵考论以鹜于利禄之途而非修辞治平之事，日用作习之为。故……工不学而拙，商不学而愚，而奸欺。”[22]他提出“义利统一”“食货重于仁义”“仁义寓于食货”，认为“世间风气之开者为商为之，神农以农为号而立日中之市，商货流通遂开黄帝尧舜文明之治”[23]“唐虞三代无一不重工商”[24]。他还采取股份公司具体运行管理模式，派人考察学习上海机器织布局，冒着巨大风险筹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虽未成功，但却第一次将机器轧花技术引入西北，成为以学者身份筹办近代工业第一人，也是提倡“商学”，将工商列为教育内容，指导学生边考察、边实习实践之第一人。

在期刊用于辅助教育和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刘古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泾阳创办的《时务斋随录》，既是陕西最早的期刊，也是陕西高等学校创办的第一份刊物；1906年7月，宏道高等学堂在三原创刊《关中学报》，出版13册；1908年，王敬如在泾阳创刊《丽泽随笔》，出版49期，1911年停刊；1909年胡文笔在三原创刊《陕西》，仅出1期。其中，《关中学报》则是陕西以至西北地区创办最早的期刊。[25]秦中书局出版的《秦中书局汇报》，亦与未经出版系统有历史关联。这些期刊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有物理、化学、石油化工知识，较早地介绍了西方的分子物理学[26]；介绍了西方基础的实验科学，如玻璃器洗涤法、玻璃器干燥法、曲玻璃管法、引长玻璃管法、扩大玻璃管口法、接合玻璃管法、玻璃管的切断穿孔以及木塞的使用方法，特别介绍了养气（氧气）的试验，轻气（氢气）的制取，水分解的详细过程和注意事项[27]；介绍了采油及运油法、竖井法、制油法、原油试验法、蒸馏法[28]等；介绍了西方人体科学知识，见于张秉枢翻译连载6期的《生理卫生表解》。文中涉及到解剖学、组织学、卫生学等，详细介绍了人体构造、机能、骨胳、关节、肌肉、循环系统、血液与心脏、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胃小肠、肝脏、排泄、皮肤、神经系统、五官构造、食物、饮食卫生等[29]；介绍了无线电报知识、操纵鱼雷、代算机、轰散冰雹、瀑布发电、摄影新法（彩色摄影）、可视电话、听音器械、感应灯等等，另外，还有人工造丝、海底通道、捋牛乳机、电放烟火、呼吸奇器、柔软玻璃、以电锯木、以光治病、治痨要理等科学知识和新发明的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西方工业的标准化制造技术的介绍，张秉枢在《商业杂志》一文中指出：“预依种种之基准，以制造物品为之准备，无论何时有一顾客，顷刻即可应付，此种制度即名之曰辙合制度。依此制度以从事制造，不惟省人工省资本，即顾客亦能迅速购买所需之物品”。他谈及这种辙合制度在我国的应用时指出“随社会之进步而共驰者也，以我国社会之幼稚，一时欲广用此制度，虽属甚难，然就日常必需之物品，渐试推广此制度，以应外国之需求，则贸易必日见隆盛。愿我国制造家广采此制度，随各国之所需而制完全之物品，以决输赢于世界，则社会之幸也”。[30]虽说标准化生产技术起源于秦人的兵器制造，但事过两千多年以后，再从西方引入这种技术仍具有重大意义，可见刘古愚先生的弟子、宏道高等学堂教务长兼数学教授王绍庭（世德）的远见卓识和在工业管理方面的前瞻性。

除以图书和期刊为媒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用于教育以外，泾阳-三原一带也很看重走出去学习西方新知的策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等及派出赴日留学生，其中三原陕西宏道学堂与西安陕西师范学堂选拔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就有31名和官籍自费生17人，而宏道学堂、陕西高等学堂等也都有日本教习在校任教的记载，说明其科学教育方式的不断革故创新。

刘古愚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在味经书院创立复邠学社，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申请加入上海农学会。其《复邠同绩社章程》还规定“社名同绩”，为纺织妇人“聚绩”者的社团组织，复邠同绩社“入银一两，以为购纺车之本”，“贫者，富为代出”，“凡入社者，男子妇人不准吸食鸦片，习学邪教”“凡成一社，即为一册，首书复邠学社各男子之名，次书同绩社各妇人之姓氏，交于总社，添入总册，即给总社章程及合社姓名册一本”，同绩社主要帮助织妇“训导纺车”。[31]这是仿照维新派兴办学会的方式在陕西成立的最早学术社团，有总社，有分社，有章程，有社员名册，是一个健全的社团组织，同时这也是刘古愚在革新社会教育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又一个创造。

四、明清陕西科技文化二元中心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陕西科技文化二元中心的形成，尤其是泾阳-三原经济、教育、科技文化轴心地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政治与经济中心脱离，科技、教育中心与经济中心互为依托，甚至陕西学政、陕西学务公所不驻西安而常驻泾阳-三原，陕西最早的期刊不诞生于西安，而创刊于泾阳，形成西安与泾阳-三原的二元结构，给人以诸多启示。刘古愚依托泾阳-三原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特殊氛围，创造性地将工商教育、科技教育、天文观测、机器纺织实践等相贯通，以图书、期刊媒介辅助教育，形成了一种以经济为保障基础，以科技为生产力根本，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注重新学人才养成，将工商教育与科技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互为支撑、互为推动的独特模式。这说明孤独地发展经济也好，孤独地发展科技也好，孤独地发展教育也好，均不能独善其身。无论是从生产实践—技术—科学，还是逆向地从科学—技术—生产实践，均需要以经济繁荣、经济需求为先决条件，如无泾阳-三原经济轴心的震荡，就没有味经书院、未经刊书处、宏道高等学堂这些科技、教育实体的生存发展，而没有这些实体的人才养成，也没有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基础。这一模式，类似于北宋关东以经济社会需求为动力的科技文化模式，而不同于唐以前互为脱节的模式。其源于关学的经世致用，又通过刘古愚弟子的传承发展，赋予其融合贯通西学的新内涵，表现出关学随俗为变的新态势，故具有特殊意义。

刘古愚与其追随者将图书出版，特别是以期刊媒介辅助教育、以期刊用于育人和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也是近现代秦人办教育的一个创造，不仅创办了秦地最早的期刊《时务斋随录》，而且在将报刊定为学子日课、作为演说师资、作为学术交流的手段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并给出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已将阅读报刊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刘古愚的弟子王世德就有这些报刊:“上则朝章国政，下则里巷风谣，大而聘盟征伐，详列邦交，涉之机宜，细而格物致知，著欧美发明之新学，信足以开拓胸襟，浚涤尘垢。虽其间论议未尽精纯,传闻或多失实 ,然比之矇诵 , 既可为借鉴之资……住馆诸员, 于历史掌故、政治、法律各门, 亦既极深研……然根柢既茂 ,则枚叶宜旉 ,学力既深,则闻见宜扩。处今之世 , 断难墨守成规, 自封故步。”[32]这显然是将报刊视为了解世界和增识扩闻之窗 ,学习中学与西学的捷径 ,或荡涤“墨守成规,自封故步”陋习的工具。[33]另外，王世德认为报刊还具有学术交流切磋的功能:“一新法之出，朝甫脱稿，夕已印行，朝出伦敦，夕已入巴黎，不数日，而各国学士文人皆持有其国之译本，相与探讨，相与研究，相与证明，相与辩论，有所缺则相与增补之，有所误则相与纠正之，是学术上之大会合，是学术上之大竞争。其促进文明之力，非常伟大，骎骎乎遍及于全球也。”[34]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一整套图书和期刊甄选作者和译本、编辑、校勘、初校、复校、不得臆改、版本处理、管理的详尽章程，以及首开“诸生”与董事一起参与编辑校勘的先河，成为以后晚清民初以学生为主办刊模式的滥觞。

刘古愚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对关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改造和提升，在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之际，关中仍流行“烈女传”，热衷于建筑是贞节牌坊的社会现实来看，不啻为天方夜谭。当王征对西方科技感到“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时，竟被斥为不务“正经学业”，“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35]刘古愚在崇实书院开馆授徒，设兴艺斋、工艺斋，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创设复邠学社，首开秦中机器轧花、纺纱和制蜡的先河，但以书院相辅，筹资30万两创办纺织公司的设想却遭到一股强大势力的反对，认为“我陕本无异类，今为此举，又要报效洋人，是开门揖盗，教猱升木也”[36]，兴办陕西纺织工业的设想终于失败，要推动陕西这架古老的机器走向现代化，何其难矣。黑格尔认为：生活在大河流域平原上的农业定居者，由于当地季节规律容易形成墨守成规的习惯。关中地区四季明显，适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故易顺从自然，难免滋生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而且儒家历来贱商。然而，刘古愚却突破这种封闭保守的思想牢笼，与维新者相交，校勘《天演论》，推动变法图强，关注东瀛的明治维新，关注欧美的工商强国和新兴科学技术，注重科技和教育在提高人的素养方面的独特作用，不仅提出理论认识，并身体力行，将其贯彻于工商实践、科技实践和教育实践，在以农为本、贱商轻技、君子不器的背景下来看其特立独行的创造，尽管其科技教育是很初步的，但它打破了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传统，成为为陕西乃至西北其他新学的示范，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7-10-06于西北大学桃园格致斋

[1]陈阿兴，徐德云主编.中国商帮[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125.

[2]李刚. 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58-59.

[3]姚远.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10（3）：201-210.

[4]李刚. 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56-59.

[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百九十三

[6]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少华刘安国自序于1925年11月）[M].民国刊本不详，第117页.

[7]陕西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M].陇海铁路管理局，1933：427.

[8]温纯.关中温氏征徽集，见：关中丛书，民国陕西通志馆铅印本.

[9]刘古愚.烟霞草堂文集，卷四

[10]日本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陕西省卷[M].日本同文会，1916

[1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12]《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直省水利》。

[13]刘清阳:《陕西明渠述略》,《西北大学学报》(文),1987年第4期。

[14]《明实录》卷二十八《宣宗宣德实录》。

[15]《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直省水利》。

[16]《明实录》卷十一《宪宗成化实录》。

[17]《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直省水利》。

[18]《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直省水利》。

[19]《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直省水利》。

[20]《泾渠志》引刘玑《通济渠记》。

[21]王天根著.《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99.

[22]刘古愚.学记·臆解•序，《烟霞草堂遗书》，民国苏州思过斋刻本，1919.

[23]《前汉书•食货志注》《烟霞草堂遗书》，民国苏州思过斋刻本，1919.

[24]孟子性善备万物图说，《烟霞草堂遗书》，民国苏州思过斋刻本，1919.

[25]张惠民.《关中学报》的内容特色及其历史作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1）：80-85.

[26]张秉枢.理科思潮[J].关中学报，1906（12）：41-42.

[27]张秉枢.理化试验须知[J].关中学报，1906（1）：32-35.

[28]张秉枢.采取石油法[J].关中学报，1906（1）：53-55.

[29]张秉枢.生理卫生表解[J].关中学报，1906，（1），（3），（5），（6），（10），（11）.

[30]张秉枢.商业杂志[J].关中学报，1906，（10）：21-24.

[31]复邠学社章程，编委会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39.

[32]王世德.关中学报序[J].关中学报,1906(1)：1-8.

[33]姚远，颜帅.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8-12.

[34]王世德.关中学报序[J].关中学报,1906(1)：1-8.

[35]柏堃.《王端节公选集》卷三，两理略序

[36]陈焘.《与苏抚赵展如中丞问答记》，见《审安斋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