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8陆教授风采

8385左二是陆教授

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老前辈，不久前在香港举行的第6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聆听了他发表的演讲《“一带一路”与欧华文学一一以老木的创作为例》。很受启发，他高屋建瓴，对欧华文坛的情况做了科学的分析，并以老木的作品为例，进行了探讨。现将他的论文转载如下：

“一带一路”与欧华文学一一以老木的创作为例

                                      作者复旦大学 陆士清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意义

“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世纪工程，是对我国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弘扬。“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今天所以要再建这一伟大的世纪工程，因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应对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严峻挑战，弥补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些赤字，建没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就是“一带一路”追求的目标和伟大的意义。

二、“一带一路”催生欧华文学

古丝绸之路，陆地分两路，一路从中亚到欧洲，一路从东北到达俄罗斯。改革开放后，陆地丝绸之路复兴，除了国家外贸的开拓之外，还有那些“背客”带一些服装、日用品，乘上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或飞机，碾转波兰、匈牙利、捷克，在那里设摊经商，销售中国产品，乃至开公司，办农场，逐斩形成了华商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本來就是文化人，如老木（李永华），出国经商前是中国人民解放軍的文化宣传工作者，发表过小说。张执任，出国前就是溫州作家，与人合作写了得过飞天奨的的电视剧一一《喂，菲亚特》，主编过发行量也非常大的文学杂志《文学青年》月刊，并应邀担任了《小说月报》与《小说选刊》的特约编审。另一些人虽不是作家，但他们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有文字功底，如章平。这些人在谋生有着或经商成功后，或回归了文学，或开始将自已的人生体验化为文字，从而诞生了华商华文作家群。

同时，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文化人和学生赴英、法、德等国访问和求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成后也留在了所在国，在事业进程中或事业有成后，开始文学创作，如先前的赵淑侠，后來的虹影、谭绿屏、高关中、穆紫荆等等，他们也形成了一个从学院走出的华文作家群。在交流疑聚中，这两个群体走到了一起，从而形了有相当规模的欧华文学作家群。高关中编著，2014年12月出版的《写在旅居欧洲时——三十位欧华作家的生命历程》一书，就列入了三十位欧华作家。

目彔（包抬所冠赞语）如下：

赵淑侠，欧华文坛的拓荒者；朱文辉，推理小说翘楚欧华作协中坚；吕大明，字字珠玑散文美；祖慰，华欧名作家，世博设计师；杨允达，世界诗人大会主席的多彩人生；郭凤西/黄志鹏，将门眷村才女，欧华作协会长；麦胜梅/许家结，越南来的德华作家；王双秀，写作编书办文会；俞力工，国际问题评论家；池元莲，双语作家，文化先锋；谭绿屏，画坛文坛常青树；莫索尔，资深记者，西华侨领；谢盛友，参政破冰者，当选市议员；张筱云，《德国侨报》顶梁柱；黄雨欣，作家校长影评家；黄鹤升，欧华文坛的哲人；高丽娟，土华文化桥梁；林凯瑜，波兰的中华文化使者；李永华，自强不息的思想者；杨翠屏，学贯中西，法华作家；穆紫荆，复旦才女，德华作家；高蓓明，探索茫茫人生路；张琴，“高尔基”似的女作家；刘瑛，德华文坛的热心人；常晖，奥国媒体的多面手；呢喃，记者作家一肩挑；区曼玲，酷爱戏剧勤写作；高关中自述：走百国写世界。

也许由于客观原因吧，这本书尚未把虹影、林湄、章平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列入。其实欧华作家远不止这些，据不完统计，欧华作家现有一百一十余人，他们分别凝聚在欧华作家协会、捷克华文作家协会和奥利地华文作家协会。捷克是个小国，但华文作家则有十九人。十九人中有十五人从事或从事过商贸（包括旅游和餐饮业）活动；匈牙利八位华文作家七位从事或从事过商贸活动；德国二十五位华文作家中也有五位从事或从事过商贸活动。即使从贸易一个方面看，也可见“一带一路”对欧华文学的催生作用。欧华作家群的形成以及他们的丰富创作，使得欧华文学成了当今世界华文文学大树的重要的一枝。

三、丝路作家、丝路新人

老木是典型的丝路作家。老木原名李永华，山东聊城人，80年代初，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宣传干事，写过小说，后转业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研究和管理，他业余苦修农学、法学、哲学和电子学，获得过大学学历，想当律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跨国经商大潮兴起，他也因为帮姐姐追债等原因，利用匈牙利免签机会去了匈牙利，后来匈牙利取消了免签，老木转到捷克。在捷克，他做过厨师，开发仓库，搞过贸易，开办农场，经营餐馆、商店，办过报纸，帮捷克黑帮搞过宣传，生意亏过本，因受牵连进过警察局，被黑道中人用枪顶过脑袋……“尝尽海外华人谋生的艰辛与甘苦，亦尽见华洋众生三教九流之世相百态”。后來他回归文化工作，执笔创作，写诗、写小说，写哲学著作。2015年，他一口气出版了七本书。包括中短篇小说集《垂柳》、长篇小说《新生》。

《新生》50万字，扎实厚重，是老木的代表作。《新生》是跨国贸易书写，生动地描绘了那些“背客”跨国经商谋生的苦乐情状，体现的也是丝路花雨的精神。小说的主人公康久，原是“文革”中的知青，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文革”结束后他回城成了一个集体企业一一鞋厂的会计，力助企业的发展，在企业改制中，他买下了鞋厂，生意越做越大。因处理两个集装箱的货款來到捷克，与原來的“背货”老边、老卞、老察、老查、樊志、吳颖等在捷克做生意，从摆摊开始到与捷克的米洛士、马尔盖达兄妹合资开公司，建新市场，逐渐兴旺发达，在生意迈向顶峰时，他功成身退，回归田园，生儿育女，享受爱情和天伦之乐。康久是丝路上的新人。

康久新就新在他有市场意识。

康久在鞋厂不过是会计员，但很快他就成了鞋厂的风云人物，原因是他有市场意识。鞋厂在市中心有个门市部，会计科长让他管门市部的销售帐目，他到门市部走走。一天发现一个少女穿了双时尚的鞋子，他就一直跟踪到女孩的家，用厂里三倍的鞋把女孩的鞋換下來，挂上日本少女鞋的标牌，作为样品陈列在门市部，测试市场效应，顾客反应热烈。于是，鞋厂照这个样品生产，投放市场，造成了供不应求的轰动效应，乃至带动了一方的产业的兴旺。一年下來，按工厂纯利润百分之二奨励给康久，康久可得20万人民幣。三、四百人的鞋厂，在厂长的工资不满百，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万元户还属稀奇的当年，康久给厂里创造了多大的财富？！康久建功立业，成了被各方瞩目的人物。可是对应得的二十万奨金，他不拿，而建议用这笔钱把原租来的门市部买下来，以及用作参加广交会和新产品研发的费用。表彰大会上厂长奨给他的一万元，他也交给科长玉玉青。王玉青问他：“你就真不心疼那二十万？”康久则说：“师傅，心疼是没有用的，我们得看规律，规律不该有的，争也没有用”（这里“规律”一词用得生硬了，可否改为“世情”）厂里要提抜他当副科长，他也辞谢。他的能力、人品令人肃然起敬。他脱颖而出，但他不恋钱，不贪权，不骄、不躁，处事低调，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还相当保守的当初，虽是出林秀木，却不被风（世俗之风）摧折。他有顺势而为的中国智慧，给自己创造了生存发展的自由环境，为后來的成功创造了人和的条件。

小说中作为与康久对比着写的人物仇成钢，部队转业带着妻子王玉青来东升厂担任支部书记，因得力于康久的新产品开发，工厂办得红红火火，他成了市工贸局响响当当的红人；但官场腐败，他幻想升官受挫，从恋权走向消极堕落，在声色犬马中遭到妻子王玉青的背叛，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妻子，最后在车祸中失去了生命。

康久新就新在他奉行的是丝路精神

康久在国内把一个鞋厂办得风生水起，但他没有止步，來到了捷克跨国经商。那时的华商是个鱼龙相混的群体，而捷克的市场也是个复杂的存在，黑道作恶，土匪绑票，乃至撕票杀人、抡劫，华商经营和生存都不易，和康久一起经营的老孟和老查，一个遭到敲诈，一个沦落赌场而不得不逃回北京。康久虽也经历挫折，但总能度过危机，乃至逢凶化吉，使得经营获得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仍是他的市场意识。

他一到布拉格就了解市场情况，而且作出判断：那种搂一耙子就跑的农贸市场式的贸易，只适合“背货”的人做临时、间歇性的生意，不是长法。若是往这样的市场里发些好货，做固定地址的诚实买卖，可能比抓一把就走、坑蒙拐骗来得稳定，也不会给中国货丢人现眼。康久始终注意这里人的穿戴，盘算着做什么货适合这边的市场。康久关心竞争，敢于竞争，摆个摊位，也注意市口，乃至不惜高价租下最显眼的摊档。他预测远离布拉格的大市场“长不了，起码规模会缩小。他“趁着眼下这个过渡阶段甩甩货……目的是把声势造大，等于给自己做了广告，让客户都知道、能找到我们仓库”。他果断快速地与米洛仕和马尔盖达兄妹合资购买了大市场旁弃废的包括可以做旅店餐馆和倉储的“固定资产”，又在这个倉庫经营基本达成的情况下，悄悄买下紧邻倉庫的土地，建设含盖市场与倉储的“新天地”。他先人一步，谋定而动，显示了超强的规划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康久在捷克的经经商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智慧，他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的丛林法则，摒弃你输我赢的价值观，而是处处让利，如由他挽回的老孟的两个货柜销售后，利润要分一半给老孟；在布拉格购房时给合伙者老蔡留一套，老蔡要随时都可以原价转让；与米洛仕、马尔盖达兄妹创办合资公司时，他出全资，但只拿有分之九十二的股份，百分之八的股份赠送给兄妹俩等等。他对有恩有情的朋友如此，对伙伴、客户（包括越南客户）也如此。凡事总与大家商量着办。他不独贪大利，而是有钱大家赚，他实行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达己达人的价值观。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己达人。从而得道多助，不仅大庫经营顺利，而且新市场基建也顺利展开。他所奉行的正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

所以，康久是个在欧洲市场上成功的新人，也是华文文学中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这个新的形象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面貌。那就在改革开放中，在吸取西方市场文化的条件下，中国文化展示了新的强劲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也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命力的展示。

康久新就新在他奉行中国智慧

然而，康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动了控制大市的黑老板的奶酪，黑老板威胁、恐吓，要抢劫康久，要把他从新市场赶走。康久则不卑不亢，勇毅兼具，采取说理谈判和必要的妥协来化解危机；但同时他也警惕着黑社会的无赖，在新市场组织保安和自卫的力量，以备不测。果然，康久不在场的情况下，那个波兰籍德国人带领匪徒攻打新市场，爆发了一场枪战，导至康久情人马尔盖达中弹死亡。小说安排这场枪战，当然是反映现实复杂性的需要，同时也可能是作者有心安排的一个象征性环境：中国发展，虎狼环视。要警惕，要保卫。

这场枪战，也是导致康久悟禅至理的直接原因。康久虽然事业有了发展，但也挫折不断，情人玉青、妻孒和平死于车祸，并且带走了他的两个骨肉。捷克情人马尔盖达在枪战中牺牲，使他的儿子失去了母亲。还有蔡叔、大武也都离开了他。他孤独、痛若。特别是马尔盖达死亡后他痛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小虫子！我的小虫子！你知道吗？我们说好还要带你再去中国别的地方呢！等孩子大一点，我们再去一趟！……你为什么不我招呼一声再走啊……！我们说好了孩子大一点儿，让他去中国生活几年，说中国话的！你怎么说了不算，自己就这么狠心地走了啊！……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啊！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了啊！"他痛不欲生，大病一场，好得有老奘这位他所敬重的朋友。他的到來，既舒解了康久的痛苦，又以中医的恶病反治，以毒攻毒之法，加之胡丽萍的照料治好康久的病。

康久痊愈了，但他身边的既可怜又可爱的女人胡丽萍则发现患了乳癌。这对康久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已失去了和平、小虫子了，再不能失去生活上相伴、商务上配合协助、重情重义到可见心的女友了。他把胡丽萍搂在怀里，对她说：“放心吧，从现在起，我什么都放下，直到你康复。相信我。”他不仅按老奘说的阴阳调和法，減缓了胡丽萍的病情，而且有了新的人生感悟：“经过这一段大起大落的日子，我才理解了老奘哥的那种境界。之前，我们有那么多追求、愿望，看起来那么有意义和不同寻常。可是回到我们的内心仔细想想，这都是我们生命之外的不必须有的东西啊！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数不尽的金钱和算不过来的财产，更不需要豪华别墅、名牌衣装、奢侈用品、高档跑车。那些给人看的东西说到底是为别人做的。我们需要的仅仅就是安稳而不贫馁的简单生活之外，给自己一颗自由舒展的心啊！这颗不需要被万人赞颂、被众人欢呼，也不需要在与别人的物质比较中得到快乐和尊严，而仅仅需要一份真正的尊严和爱情、得到一些真诚的友谊！其它再多，对我们又有什么用昵？”他给予丽萍以男人的关爱，使丽萍享受到了生命的幸福！在丽萍基本康复后，他交托了一切商务，回归田园，一方面做慈善事业，一方面生儿育女。这是康久在人生道路上功成身退的悟道至福的新生，也是作品要表现的“新生”的又一层涵义。

四，诗情哲理的交织

诗情哲理的交织，这是《新生》深具思想意义之所在。小说写了康久与六个女人的关系，玉桃、玉青、和平、捷克姑娘马尔盖达、胡丽萍、吴颖。她们都爱他，三个妻子，两个情妇，一个愿献身的追求者，众星托月，艳福不浅。女教授们批评老木是男性视角，言下之义是大男子的自恋。老木也佯装接受批评，觉得可以参考。但是在我看來，这与其说男性视角，不如说是老木的生命哲学视角。老木在《新生的〈自序〉》中明白地说过：“我希望通过小说所表达………哲学和人性的思考，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肯定。更希望在他人的批评和议论中完善我对生命的哲学理论的构建。”老木怎样从生命哲学出发阐述男女婚恋性爱关系的呢？他在《清明这天》这首诗的提示中说，婚恋性爱“女性是‘单选坚守’型，而男性是‘多选均顾’”。这种性倾向“是他们生命本在的规律决定的。男人的性取向如同他们繁殖过程中释放出的精子，可以有千万计的目标；女子的“保守”也是她们生命规律决定的，如同她们繁殖过程中释放出的卵子，一个阶段只有一个，并且只要接受了一个精子（偶然有多个的情况)，然后就关上所有的“大门”再也不让第二个进来。”（见《直觉世界〈还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女人为什么更爱“坏男人”因为而所谓坏男人，通常是打破惯常秩序、在能力、品格和性能量上都是“高能人”，女人天然直觉倾向选择这样高能量人为合作繁殖的对象。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蛋”。康久与六个女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老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形象展示。

康久无疑是高能量的人，玉桃爱他，因为他是城市知青，到农村当赤脚医生，治好了她儿子的病，也不嫌弃她是个寡妇，她献身于他。玉青在遭到仇成钢背叛后想到康久是个独立特行的、有开拓创造精神的人，他做自己的男人才有真幸福。她把他邀到家里，在倾诉中他们得到了彼此。特别在证实康久有超强性能力后，她再也放不下康久了。尽管她履行了把表妹和平介绍给康久做妻子的诺言，内心是极不愿意的。玉青在意念自杀前与康久诀别，表达了无奈欲念：“亲爱的，我舍不得你！”。我在评论施玮的长篇小说《世家美眷》时曾指出，她在小说中所揭示的女性意识的焦点是女人需要男人。施玮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老木在这里无意中呈现了女人争夺高能男人康久的情结。一个是由玉青造成的她与表妹和平争夺康久；一个是马尔盖达、吴颖、胡丽萍与和平争夺康久。马尔盖达崇拜康久，持性开放的她不在乎康久已婚、甘愿当情人，她得到了康久。吳颖不理康久的拒绝，张狂地争；胡丽萍默黙爱着，不“争”而争。随着和平和马尔盖达的消失，尘埃落定，康久与丽萍走到一起。这种争夺是老木臆造的吗？不，是女性婚恋和性意识真实的揭示，而不是大男子的自恋。

在康久与六个女人的关系中，老木还揭示了生命与文化的矛盾，为女人鸣不平。先看看康久第一个女人玉桃是怎么死的。不错，她是被民兵队长强奸了，她争扎过，反抗过，事后还砸死了锁柱子，康久也不怪她，不应有道德责难呀。但当法庭轻判她时，她却要求死。为什么？小说有这么一段描写：

对强奸的过程的审理，让玉桃重新想起了被捆绑和侮辱的痛苦……重新燃起了对锁柱子的憎恨。同时，也让她对自己那天后来竟然会迎合锁柱子、与他配合着一起冲向最后的高潮而感到难过和羞耻。她怎么也弄不明白，明明自己心里对锁柱子恨之入骨，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身体不但不去拒绝他，反而不由自主地极力迎合与享受他的强迫呢？她痛苦地怀疑自己对于爱情的真诚，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厌恶。觉得自己这个肮脏的身体对不起康久兄弟的一片真心，对不起他们两年来所共同建立起来的感情。

玉桃还想，既然不配康久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责怪法庭为什么不判她死刑，最后在自我道德的谴责下自杀了。玉桃为什么在被强奸的过程中无意间配合锁柱子呢？老木在《真正美妙的性是眼看不见的》一文中有这样的论术：“进入到真实性爱过程之后，知觉失去对生命的控制，其所带来的选择的纠结和扭曲的痛苦便退出舞台，毫无条件地把生命的控制权交给直觉。”他还认为：性爱“本能没有过错，过错在于那些被称作规范、尺度（文化、意识的能量）的附加物，以及由这些附加物形成的体系对于人类本能的扭曲。”（见《直觉世界》280页）。玉桃的求死自杀是生命需求与人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矛盾的结果。

胡丽萍又是一个例子。她在外贸系统就职，结了婚，但她的丈夫是阳萎患者，无法过性生活，她长期过着守活寡的生话而不提出离婚。为什么？为的是要保护她男人的面颜，也为自已不被人闲话！这对她、对她的生命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她在无奈中來到捷克，既躲避了她的所谓婚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那个男人的面子。她成了康久生意上的伙伴和生活的合夥人，近距离观察康久，为康久的能力人品所折服，默默地爱上他，为他分忧，最后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时，这位品貌双优的女人还是个处子！老木让胡丽萍与康久的结合一一最终的给合，是还胡丽萍的一个公道。

对吴颖这个角色，老木实际上是把她作为一种趋势來写的。老木在《为什么会有女人凶猛的问题？》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随着女性繁殖、养老责任的社会化，女性的体力、精神等能量也得到了解放，相对闲置下来的生育期的女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有身所具备的性要求”，性事也会放开。他甚至预言“新母系让会的‘幽灵’早己徘徊在世界各地（见《心系故园》第28页）。老木笔下的吴颖是华商界的女强人，身边的性伙伴一个接着一个。贱男人随弃随接。甄建华敲诈她，侮辱她，她豪不犹豫地惩罚他，乃至将她投进监狱。高能的康久，她总不放弃追求。在康久最后与胡丽走到一起时，她是流着酸涩的眠泪祝他们幸福的。康久呢，敬重她，商务上与她商量、合作；但不接受她的性爱要求而钟爱倾向专偶的胡丽萍，这倒是表现了大男子的子自私和卑怯。他不想跳进吴颖这个泥潭，免得经济上、性事上都由吴颖这只大母虫主宰。

总之，康久与六个女人的故事中，承載着老木的生命、人性与文化的哲理思考。

老木的《新生》，是丝绸之路复兴的一个亮丽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