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世界佛教史上，佛教都会定期遭受某种洗劫。悉达多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伟大人格，也由于印度次大陆当时由多个统治者分散管理，悉达多的学校总能找到一些愿意接受它的地区继续推广教育。孔雀王朝统一印度，给佛教带来了举国的支持。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阿育王去世之后，来自继任者的反弹式的压制。十世纪以后，印度教逐渐兴起，佛教的影响逐渐受到印度教的压制，至十五世纪莫卧儿帝国第三次入侵并占领印度全境之后，佛教在印度几乎彻底消失。幸而它已经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并进而进入青藏高原和东亚各国。

   在吐蕃王朝，佛教也先后经历了数次人为的排斥和毁灭，但其教育精神所及，使西藏居民逐渐接受了佛教文化，并将其与原有的苯教文化融合，成为西藏民族文明的一部分。在汉族地区的历史上，佛教也曾经遇到过四次大规模的洗劫。好在每次持续时间都不久，继任的统治者通常都会取消前任设置的那些极端的宗教歧视制度，允许佛教重新开展教育活动。佛教的持续影响，使得它得以融入汉民族的文化之中，演变为禅这种完全人文化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蒙元以来，中国文化开始衰落。持续五百年的文化衰落，导致中国人心中出现了文化真空。在急于求变的心理影响下，五四时期的青年大力提倡废除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全面西化的文化策略。受到这场绵延历久的思潮影响，在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里，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受到了第五次沉重打击。清末民初以来的这股西化思潮，让佛教精神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几乎消失。幸而有少数中、日、韩、以及东南亚的学者在这近百年中坚持传承和推广，逐渐唤醒了西方人对佛教和禅的部分内容的兴趣和探索，佛陀的教育精神才重新借助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对西方人兴趣点的关注，得以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视野中。这也算是应和了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文明传承策略。

   悉达多所开创的，中国学者所吸收和演变出来的禅文化，是一种教育精神。它需要的是明智的教育家的倡导和实践，需要的是富有的民间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以及上至文人武士、下至贩夫走卒的学习、亲身实践和体验。这样，它就得以进入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精神的核心和基础。但佛教和禅不是宗教，它不需要人们用宗教般的热忱去追捧、信仰和崇拜。把佛教宗教化，是导致佛教在世界历史上多次遭受排斥的重要原因。因为宗教总是倾向于保守与排他的，而文化则具有包容和发展的生机。把握住这个要点，佛教就不会像其他宗教那样，变成一成不变、自我崇高的参天顽石；而是会像禅文化一样，如丝丝春雨，润物无声，悄然滋养着人类的心灵，帮助人们踏上内心进化之旅。

   在本节中，比尔·波特显然也在吐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官方支持。这种支持看似强劲有力，却损害了禅文化那种融于每一种日常生活之中的气氛的根基。对于大胡子所信奉的那种“生活禅”而言，这种损害很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每逢中央政府用优惠的政策讨好佛教，就会导致大批游手好闲的人进入佛教学校。这些没有学习精神、只是在佛教学校中混吃混喝的人，其实是导致佛教衰落的根本因素。继任的统治者往往会把社会经济的衰落归因于太多人混迹佛教、不事生产，于是对佛教实施打击。因此，佛教在历史上遇到的过山车式的忽而受支持、忽而被打击的命运，和政府过度支持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而政府会这样过度支持佛教，并不是出于对其教育精神的领会和肯定，而是对某些声称或想象的宗教功能的利用。因此，佛教宗教化，是这种过山车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等鼎盛时期，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种宗教和学派自由推广和发展教育。即使有“国教”的建立，也并不排斥那些非国教的学说。正是这样的文化教育开放政策，促使社会文化精神振兴，思想活跃，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昌明，使中国得以称之为中国，能够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引领全世界人类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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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道是1975年生人，他的家乡在武汉西北不远的应城。年轻时，惟道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他的第一位师父是家乡附近山里的一名隐士。师父教了他几年佛经和打坐的功夫，便把他送到五祖寺受戒。惟道就此在五祖寺住了下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至今仍不能原谅他出家的决定。时代在变，但在他的家乡小城，变化来得没那么快。

   “文革”期间，尽管五祖寺并没有遭到毁灭，但所有的僧人都被勒令离开。直到1979年，政府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年僧人们才被允许返回寺院。但回来的僧人并不多。1994年，当昌明被邀请住持五祖寺，并开始重修寺院的时候，寺里只有七八名僧人。也是在这一年，本焕开始重修四祖寺。

   五祖寺的僧人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七十人，并有望很快达到两倍于此的规模，但是五祖寺目前还没有恢复为一座禅宗寺院。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有六名僧人居住在禅堂中，其他僧人则参加每天早晚两次的坐禅。每年冬季有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禅七。但不是所有的僧人都修禅。有一些僧人是修净土的，他们在一间大殿里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五祖寺还有待于建立自己的“风格”。不过惟道告诉我说，寺院里正在修建一座更大的禅堂，将来五祖寺的主要修行将是禅宗。

   他说，见忍方丈还打算选一个僻静的地点修建几座茅篷，专供那些不喜喧闹的僧人修行。这些茅篷离禅定寺的原址很近，靠近冯茂山的山顶。

   由于山顶附近空间有限，九世纪时，禅定寺被移至半山腰，也就是它现在的位置。这次移动使得寺院的施主与香客来往禅定寺更为方便，而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僧人们能够更为方便地管理自己逐渐增加的土地。随着寺院知名度的增加，朝廷开始向它颁赐土地作为庙产。公元763年，唐代宗将冯茂山山脚下的两千多亩土地赐给禅定寺，在这之前，禅定寺还耕种着山后一处二百亩的菜田。后世的皇帝和富人继续不断为寺院添置庙产，以至于到了宋代，五祖寺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三万亩，其中还不包括林地。这片广大的土地多数分布在寺院周围半径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片土地并不由僧人自己耕种，而是租给农民。

   如此广袤的土地必定产出巨额收入，我不禁想知道这笔钱会对那些从事互助劳作的禅修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笔钱？会不会用它来周济穷人？还是用在修庙上？可以肯定的是，僧侣中一定也有人想过这些问题。既然可以不劳作，干吗还要劳作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僧人中间也一定有人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