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唱的歌不多，也就是那几首“红歌”，这是其中之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一九七八年考上大学，慢慢地感觉到与“毛泽东时代”渐行渐远。最开始是惊奇：当武汉大学学生会来我们学校卖《这一代》的学生刊物时，我买了一本，一口气读了两遍。其中，有诗歌讲到“爱自己的爱人可以超过爱领袖”，让我久久难以平息自己的惊诧。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把我们这群大学生当成时代的宠儿，让我们充分地过了一把“知识就是力量”的瘾。

随后的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似乎并不能体现“知识就是力量”，甚至仍然演绎着“有权的幸福”。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工人下岗、“农民工进城”，当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仇官”、“仇富”，甚至“仇精英”的现象却一天天蔓延起来，曾经告别神坛的伟大领袖一天天地回归神坛，逐渐演变成已近30年的“毛泽东热”。

我想，中国“毛泽东热”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各社会阶层都有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这种由于不同需求而重新塑造的“毛泽东”，本身就具有多重的歧义性。这是“毛泽东热”的重要特征，也是“后毛泽东时代”一个必须穿越的历史过程。凌志军在《变化：190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描述了这个过程，下面节选部分内容：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

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一公斤，撮堆儿卖。现在，这些故事和这些像章，就成了“毛泽东热”的最初征兆。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头像走出千家万户，重新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去追踪“怀毛热”的起源，结果追寻到广州街头的一桩车祸。这杂志说，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幅毛泽东像，“于是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明显具有杜撰性质，不过，那时候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们的确都把毛泽东的头像悬挂在前挡风玻璃上，来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版权，权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

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人家都说我像主席，化妆师说，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妆。”他这样说。他是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一个农民，叫张占林，长相的确像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喜欢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远瞩放眼天下的样子。所以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这村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这个“假毛泽东”在三十二年前见过真毛泽东，当场发现毛的挥手幅度不超过耳朵，端坐如钟，落落大方。正是这次见面，让张觉得他与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一十公斤，我身高也是一米八二，体重也是一百一十公斤，就是腰围比主席肥上两寸。”

但是，无论是古月还是张占林，都不能代替人们寻找毛泽东的真身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同乡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过去革命的年代里，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无数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圣地”，包括陕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处一个叫五台的山沟，当然第一位的“圣地”就是湖南长沙韶山冲。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离家远游，要去的不是九寨沟，不是黄山，不是张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乡，不是“百万人看上海”，不是东北的长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而是这些革命圣地。到了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现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一个小个子湖南人，文辉抗，长时间地担任韶山管理局局长一职，“毛泽东故居”当然也在他的管辖内。此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按照门票的销售数量，逐年计算出参观人数，一丝不苟。结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二千五百人来到这里，到了1991年，就有二千八百五十个人了，总计这两年里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住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汤老太太花一块七毛钱买来一袋子绿豆，由此开始了她的事业。她在自家门前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卖给来参观的游客，一毛钱一碗，大受欢迎。于是汤老太太一发不可收，把“食粥摊”变成了“毛家菜馆”。又过了一年，“毛家菜馆”走出韶山走出农村，占领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有两百多家——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从这里出发走向城市一样。“毛家菜系”中，属豆豉辣椒、红烧肉、武昌鱼和火焙鱼最为经典，又以后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鱼全都出自毛泽东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长及寸许，洗净晒干，以文火焙干，然后放入竹筒，置于燃烧的蒿草上，烟熏火燎之后，再用油炒。看来汤家老太太是读过权延赤的书了，因为这些菜几乎都是那些书里描述过的。游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然后品尝绿豆稀饭的清纯和“毛家菜”的鲜辣肥腻，满意而去。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

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