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1]  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梅贻琦。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对日八年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身份主持校务。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为梅曾臣长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张伯苓常委 梅贻琦常委 蒋梦麟常委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千里迢迢，在到边陲山城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初建至1946年结束，这所大学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说到西南联大就使人想到昆明，而一提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又使人想起为它频增了无限文化气氛的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们中不少人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昆明四季无寒暑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对联大的办学提供了方便。昆明地处边陲，在政治上与当时的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的形势，使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联大利用了昆明天时、地处、人和的条件，保证了办学的顺利进行。同时联大纯朴的学风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师生同云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实业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内迁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由于张、蒋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上落到先父梅贻琦校长一人肩上。这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对他主持校务更严厉的一次考验。1931年他在北平初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学校刚由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大学不久，处于百事待兴的起步阶段，又在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威胁华北的形势下，办好大学的任务十分繁重。这次到了昆明，抗战已经爆发，在烽火连天的动荡时期，全校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异地，如何解决他们的食宿、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在当时，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是求之不易。父亲本着一贯克勤克俭、忠诚于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没有辜负众望，使联大的办学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是由于他曾经历过的第一次考验：在30年代他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清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大学学术思想自由及知识分子在学校中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