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忆，思索，学习，进取，从雨夜得来的一本旧书谈起

   繁重的野外和室内工作，令我无暇作文，而为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几天来准备了这篇小小的短文，只为纪念，不要忘却......

　　2011年秋的一个夜晚，作客羊城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所那间不大的标本馆里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正准备步行回宾馆休息，谁知刚一出门，大滴大滴的雨水就淅淅沥沥地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唉，广州的雨水，就是那么充足，从不知它什么时候就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停。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大晴天，偏偏只带了把小巧精致的旱伞，挡挡阳光还行，但对付起这冰冷而稠密的雨珠儿，简直是力不从心。还没走出康乐村，我的裤脚就已经湿透了，先找个地方先避避雨再回去吧，我暗自想着。好在广州人的夜生活比较丰富，这会儿大部分店铺的灯都还亮着。可巧，马路边上就有家旧书铺，正好进去。循着低矮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一股故纸的墨香夹杂着霉潮的气息扑面而来，书铺不大，但林林总总也堆满了十几架的旧书。

　　既然是淘旧书，就没什么目的性，士农工商、文史百科，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标题，大可以抽出来瞧瞧。看来书屋的主人偏文，古今小说的不同版本搜罗的真不少，定价也极其合理，找到一些市面上不常见和卖绝了的版本翻一翻，倒可打发时光。约摸着雨渐小了，“遍览”过古今小说的我正准备离开，忽然，靠墙的一个书架底层露出一片蓝布包背儿，已经模糊的五个烫金小字竟然是“中国动物志”。

　　翻开扉页，看到一张遗像，陈心陶先生那双质朴而坚毅的眼睛正注视远方......

　　我手中的这本是《中国动物志 扁形动物门 吸虫纲 复殖目（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计划中的“吸虫纲”一共要出四册，这是第一册，而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两册，另一册的出版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其间跨越了将近20年！吸虫是一种微小的扁形动物，种类繁多，其中仅复殖目，我国就有将近400种，几乎都是营寄生生活，是医学寄生虫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我国曾经是吸虫病的重灾区，南方大面积稻作农区曾长期被该病困扰，以至于某些村落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而长期以来，却存在着分类混乱、基础资料匮乏的局面，如果“吸虫纲”四册能够出齐的话，将标志着我国拥有了成千上万寄生虫病工作者所梦寐以求的《中国吸虫志》简本。

　　而陈心陶教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就是这本《吸虫志》。

　　1904年，陈心陶出生在福建古田一个公务员家庭，虽家境清贫，但他自幼刻苦好学，是个很有骨气的人。1925年，他在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受聘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28年至1931年，赴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依然任教于岭南大学，不久，他在广州郊外发现了一个肺吸虫新种，被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 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铁蹄下，虽然辗转奔波，却一时也没停下过研究工作。日本投降后，他又赴美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考察了一年多，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绦虫囊尾蚴的免疫反应实验。

　　1949年10月，当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竟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欧美、香港等众多科研机构的聘请，毅然回国。结果在广州解放的第三天，回到岭南大学，继续任教，并与基层医药卫生工作者一道战斗在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工作了20余年。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余篇，为中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为“血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73年他被选为《中国动物杂志》副主编、《中国吸虫志》主编。粉碎四人帮后，他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却被多年困扰的恶性淋巴瘤“撂倒”。我们现在从陈先生弟子李桂云女士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话语中可见到这位科学家的执着——“在他首次病危得救后，他又含泪请求医生再给他两年时间，进行最后拼搏。同时，他又请求教研室柯小麟老师每天偷偷捎上几页《吸虫志》书稿让他审定。有段时间他还可以离院，就以周日回家洗澡为借口，一早换上便服，艰难登上四楼教研组办公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奋力工作......我们都知道陈教授放心不下‘吸虫志’。他临终前几天，口腔及舌部溃疡，无法言语，握笔又颤抖，无奈艰难地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我们，称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工作了，请我们帮忙完成。听他儿子陈思轩说，在陈教授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全身高烧，渐不清醒，又突然微张嘴巴，吐出一串：‘拿笔来……我……要……写……’对家人和后事，没有交待一句......”

　　陈先生最后的努力，最终凝结成这本摆在我眼前的《中国动物志 扁形动物门 吸虫纲 复殖目（一）》分册。该分册在前言中充分肯定了陈心陶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陈心陶教授设计与组织了第一卷的内容，完成了总论和并殖科的编写工作，初步审阅已经完稿的各科的全部内容，在病重期间还对本卷未完部分提出意见，做了具体安排，因此在1977年陈教授逝世前大部分工作都已完成”。

　　该分册的完成最终是令人欣喜的。这不是猜测性的说说而已，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前后，有最初拥有者的批注。仔细一看，正是该分册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即总论、目录、侧颈科各论、附录、索引等部分的完成人——陈先生的弟子，今年已97岁高龄的中山大学教授蔡尚达先生。他在书的封面内侧页郑重地加盖了自己的名章，还在作者页用工整的钢笔字记录了“蔡尚达计共写五部分共72590字，本书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 1988年8月28日”，其间又有他用铅笔标注有多处；最后，他在书尾再一次地加盖了自己名章，又刻意标注上一行工整的钢笔字——“一九八零〇、九、廿 编完”。是啊，“编完”，对这一群编书人来说，是完成了人生一件多么艰苦而重要的事情啊，有欣喜，有遗憾。正如前言中所说“感到遗憾的是像陈心陶、顾昌栋两教授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科学结晶正式出版，而对后继者来说又因之更加增添了悼念的心情”。

   40年前的今天——1977年10月29日，我国医学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伟大的医学教育家陈心陶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先生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大医”和“治学者”所应该有的形象。陈心陶先生千古，他的精神，永垂不朽。（博物地理 段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