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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一直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令人着迷:理性,还是信仰;真,还是善与美?
就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刘青峰认为,中世纪末期宗教压制产生否定性放大作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宗教对科学的迫害众所周知,然而科学却并未因此而停止,烧死布鲁诺的熊熊烈火点燃了科学这座火山,而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使宗教的十字架化为灰烬。宗教的压制反而加速了科学的传播与发展,这是宗教审判者们所始料不及的,这就是所谓“否定性放大”。
否定性放大的发生需有以下条件:包容者(宗教)需要把被包容者(科学)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同时,包容者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这样,科学,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必然随着包容者的或扬或抑而为社会所知,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西欧处于中世纪之时,阿拉伯人在科学上取得不少成果,例如关于血液小循环的认识。当时阿拉伯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关心这些成果,这些成果并未得到传播,直至后来欧洲人再次发现。
其次,否定性放大作用唯有发生于宗教也就是“包容者”本身式微之时。在其强盛的情况下,任何反叛一概予以扼杀,根本谈不上什么“放大”。由罗吉尔.培根(约1214-1293)与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命运可见一斑。这两位培根的学说相近,均持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前一位处于宗教强盛时期,在狱中度过余生。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1969年张志新入狱至1975年遇害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前者在文革鼎盛时期,后者已是文革末期。
第三,否定性放大还源于人的逆反心理。人们倾向于关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所言不一样的事情。舆论越是一律,小道消息越是横行。由此或许可以反过来测试社会的民主化程度。逆反心理既是创新的源泉,也具有破坏性,有待提升其中的建设性。
最后,从根本上说,之所以得以“放大”,在于包容与被包容者,前者日薄西山,而后者如旭日东升。否则,即使一时得以放大,也不会长久与蔚然成风。
就科学兴起与宗教衰落的关系而言,传统认为科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反宗教,进而把科学的兴起当作宗教衰落的终极原因,由上述分析来看,这一见解实际上本末倒置。宗教的衰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演变的结果,科学在宗教的衰落时成长,在宗教对它的否定中得到放大,因而是宗教衰落的结果之一。当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加深了宗教的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说,宗教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宗教的重生,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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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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