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已经177年了，如何实现科技强国之路？

19世纪及之前的思维是线性或单因素思维，20世纪之后的科学革命是系统（生物和工程）或场（物理和心理）的思维，也就是说一项政策的设立与实施 - 必须是通过一个制度化程序，或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模式。

大学-基金会-期刊是三个不同机构，只有一个系统工程的改革，才能使得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奖励制度归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 即，A知识的产出与B知识的转化。

A与B完全是不同的途径，比如，A科学最初起源于富人的爱好，之后则是纳税方式提供基金支持职业研究者，B技术则是通过发明的知识产权获得财富 - 比如，爱迪生、贝尔，乃至乔布斯-比尔盖子-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不能把A与B都通过划归为A的模式，而把A统统划归为期刊因子。

学术和商业无国界，走向国际化接轨 - 即，实际上的A国际学术管理是综合评估（学术贡献、科学发现与期刊因子、社会效益等）和B产业发展是创新（innovation-新产品、新设计和新技术、新模式等）驱动机制，也就是说并非是单一因素（比如IF）决定论，才能导向科学和技术的本来目标。

而且，引用文献也非常重要- 引用了之前的论文或与之直接相关的论文，从而获得在学术传承与发展的谱系合法原则；因而，关键就是教育-科研-产业及其相互关系管理的系统工程。

附、奖励制度

从根源上奖励 - 知识的发现与知识的转化，不仅可以导致大量的CNS论文，以及创立期刊品牌，而且，可以最终实现诺奖的常态化，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管理机制，就是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形成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或经济实力的崛起等。

要弄清楚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曲折或钱学森之问，必须弄清楚影响文化-体制演化过程的内在因素 - 尤其是多神论的等级偶像崇拜及其相对应的等级商业模式。

-（2017年网络日记/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