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和高技术在回应文化的挑战之时，也对文化提出新的挑战。其核心在于，文化能否创造、进而超越新的人工自然，能否处理好人际和人己关系。

技术的发展从来就有壁垒，在古代主要是存量的不足如土地、劳动力等，近现代也还是存量，主要是原材料、能源和资金等。现代以来，制度、知识、需求和消费等对高技术发展的影响逐步显示出来，制约技术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由物质层次向精神层次，以及由过去向未来推移，也就是由自然转向社会，由外部的物质因素转向人类自身，由技术产生前的诸要素转向技术产生过程中的制度进而产生后的消费及新的需求。一句话，人类社会本身特别是未来的进程正在成为高技术发展的壁垒，成为高技术的极限。

克服高技术的极限，也就是高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在广义上，可持续发展包括五大支撑系统：基础系统，指劳动力、资本、能源和原材料；智力系统，指知识和信息；环境系统，指消除环境生态危机；动力系统，指消费增长的拉动；过程系统，指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减灾防灾。对于高技术来说，基础系统的影响正在减弱，智力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系统没有直接联系，随着由以产定销转为以销定产，动力系统也越来越重要，最后过程系统关系到社会制度，实际上前面四个系统中都有制度的影响。这样就把制约高技术发展的壁垒归结为三大系统，也就是智力系统、动力系统和过程系统。在高技术的发展中，动力系统又可以区分为消费和需求两个阶段。以下就从知识壁垒、消费壁垒、制度壁垒和需求壁垒等四方面论述。

高技术的发展首先需要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支撑，这就面临知识壁垒。知识壁垒的含义包括以下方面：知识的复杂性、知识的丰富性、知识的积累性、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共享。

知识的复杂性属于知识的质的范畴。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沿量子阶梯上行、下行和扩展。沿量子阶梯上行，人类将面对生命和意识。至今我们仍难以说明生命的本质，至于人的意识，涉及150亿个脑细胞及彼此间的关系，更涉及无限的千变万化的环境。沿量子阶梯下行，组成与被组成，极大与极小越来越纠错在一起，不可能单独去认识。最大的复杂性在于扩展，由严格的规律扩展到偶然性，由孤立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环境及其干扰，由实体到关系，由线性到非线性，由纯客观到主体参与。如果说，沿量子阶梯下行主要涉及自然科学，那么上行和“扩展”则介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例如知识的社会建构论等。我们能获取并掌握如此复杂的知识吗？即使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知识，我们又能否完全理解？例如用遗传算法来解决排序问题，在进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比依据任何现有的排序算法的程序都要快得多的排序程序，但科学家并不理解这些指令是如何工作的，也无法将其分解为由可理解的各部分组成的分层体系。

知识的丰富性属于知识的量的范畴，即通常说的“知识爆炸”或“信息爆炸”。在知识的海洋中，人类只是一叶扁舟，但我们的接受极限并没有出现同样的突破，人的生理和心理机能与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相比，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的无限性和人体生理和心理极限间存在矛盾。如何对海量的知识进行选择和应用，如何泛舟于知识的海洋，这是知识壁垒的第二方面。

知识的积累性属于知识的动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知识的质由简单到复杂在时间序列中的展开。人类的进步关键在于知识的积累，然而知识的积累也带来问题，那就是学习。动物界存在这样一个规律：低等动物的后代在出生后即可不依赖父母独立生存，而高等动物的后代在出生后则于一段时期要靠父母的抚养和“教育”。动物越是高等，这一时期就越长，最长的无疑是人类。动物受教育的时间成本与其在进化树上的地位成正比。进入人类社会后，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儿童受教育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似乎相应地延续了自然界中的规律。其结果是，子女一代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才能达到知识的前沿，才能创造新的知识，人类将付不起受教育的时间成本。如果沿着目前（特别是中国）的教育模式继续下去，不用太久，我们或许只能终身沿着前人走过的路攀爬却达不到顶点，于是创新就成了一句空话。

知识的创新也属于知识的动态特征。知识的积累强调的是知识的连续性、循序渐进，知识的创新则强调知识的中断、跳跃，需要非逻辑思维或非线性思维，如联想等形象思维以及灵感、顿悟等直觉思维。当前，由于新知识不断涌现，因而知识加快老化；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知识共享的量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因而知识的贬值也越来越快。知识的老化和知识的贬值共同表明，知识的创新比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由此也就对非逻辑思维提出更高的要求。人类发展至今对于逻辑思维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研究，而对于非逻辑思维，特别是直觉思维几乎尚是空白。有人说，对于直觉思维，我们或许也只能以直觉来把握。如何发展非逻辑思维？对于我们说不请、道不明的思维，又如何去学，如何去教？我们如何创新？

最后是知识的共享。知识只有共享才能增值，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倡导自由软件运动的托瓦尔兹宣称，“只有在社会能自由地享用创新的成果时，创新才是对社会的贡献”。然而知识共享却面临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壁垒。客观视角考察知识本身的状况。随着认识对象的个性化、背景的个性化，以及认识主体的个性化，必然是知识的个性化。然则个性化的知识如何交流，如何共享？主观视角考察知识持有者的状况。几千年来持有知识，特别是持有独一无二的知识从来是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人所皆知的古代寓言“猫教老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知识就是权力，这种情况随着知识的地位日益重要而有增无减。知识究竟是私有还是共享，封闭还是开放？

以上从五方面分析了知识壁垒。克服知识壁垒关系到人类自身的认识学习能力和彼此合作协调的能力。人类以知识克服了“物质壁垒”，又面临知识壁垒。人类将如何克服知识壁垒？

黑格尔和康德有关认识过程的论述可以移植到实践领域来理解消费过程。设计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被使用前对于消费者来说只是“外在的、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自在之物”。只有消费才能使之对于消费者来说成为“积极的存在”。只有在消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商品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反过来，对于商品来说，它的存在方式就是被消费[①]。

工业时代技术的知识含量比较低，在消费中通常了解商品的原理，例如自行车；即使不了解原理也能够很好地使用，如电视机。因而可以说，工业时代的商品基本上得到充分消费。随着技术的发展，其知识含量越来越高，消费的难度也随之增加，目前可以说，除了极小一部分人以外，大部分人手头计算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功能超出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然而，厂家又在不断提高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各项性能。研究者还发现，人们面对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和互联网等，会把新的媒介当成真的，而在此时人往往是无意识的，这就是所谓“媒体等同”。与上述知识壁垒中如何面对海量知识的情况一样，问题在于人类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可以适应20世纪科技的水平[②]。这种消费对于技术的滞后必将阻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充分消费，人类方能站在由商品——人工自然所构成的平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事创造，从而推动技术的发展。

现有的技术与业务的状况是，20%的人使用着80%的新业务，而80%的人则使用的是20%的基本业务。作为通信工具，打电话、发短信是移动电话最基本的业务，更何况现实生活中，许多文化学历不低的人连短信都还没有学会使用。难怪有人发问：老百姓真的需要3G吗[③]？如果技术的更新要求更换手机号码，人们也通常不愿放弃已经建立的联系网络。

然而成为悖论的是，充分消费又会带来问题。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必然会受到某种影响。例如工业技术的影响是“人是机器”，商品对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行为层面，对精神的影响较弱，而且这种影响是人们所抗拒的，而抗拒本身又引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单面人”所揭示的是整个工业体系和技术理性的影响，但仍然属于比较浅的心理层次，作用也比较间接，所以较容易揭示出来，并受到批判，从而引导技术的发展。高技术的商品与服务对消费者的影响则更加深刻，不仅在生理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而且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强化。时间越长，使用越熟练，消费方式越会形成某种定势甚至成为消费者本性的一部分——“积极的存在”，或“内在的”“为我之物”。消费者将难以承受改变而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涉及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等以及涉及交往方式。高技术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它的高知识含量、高情感和“人机界面”友好，因而对消费者的影响也就直接深入地达到精神领域，消费者甚至迷恋、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其次是“科技黑箱”的作用，技术越发展，其商品和服务就越“黑”，越能对消费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消费方式一旦成为定势，将阻碍技术发展，或造成路径锁定，诱导或迫使尔后的技术沿既定方向发展。消费壁垒，特别是消费者沉溺于高技术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之中，例如第九章中所分析的虚拟现实技术，这令人想起浮士德中的靡非斯特。

目前，制度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制度经济学层出不穷就说明了这一点。以下分析消费者获取和占有商品和服务的相关制度。

一般来说，消费者获取商品的方式有两种，即被迫的接受和主动的选择。前者是由于少数商品的垄断，后者则是众多商品间竞争的结果。垄断在工业时代或更早即已存在，通过低价倾销打败竞争者而取得垄断[④]。这种垄断容易被打破，如新的科技创新、新的竞争者，乃至发生经济危机等。到高技术时代特别在信息技术中，垄断又有了新的形式，那就是“捆绑”。各种商品间因技术标准、软硬件的关系，以及升级换代等而要求彼此兼容。如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主导的技术标准，那么各种商品就会陷入混乱之中，难以形成有机的、统一的平台。但是，如果某个企业商品的技术标准长期占据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进而将必须与该商品兼容的配套商品一并销售，这就是以捆绑的方式排除竞争者的相关商品，强使消费者接受其一整套商品。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企业为了生计使自己的商品与之兼容，否则就卖不出去，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弱的捆绑”。其结果是，其他企业所创造的新技术、新功能也都被纳入垄断商品的势力范围中，使之成为无所不能的百宝箱。垄断地位的商品和技术标准似乎是混沌理论中的吸引子，或是像黑洞一样，把与之兼容的其他商品都吸引过去。不管是强的捆绑还是弱的捆绑，其结果都是强化了拥有主导技术标准的商品的垄断地位，不仅影响到同一平台上的其他商品，而且影响到升级换代，影响到构筑新的平台，也就是技术的发展。某种商品越具有强势，越具有垄断地位，延续的时间越长，路径锁定就越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IT领域由于其外部性特征而得到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路径锁定效应。

要消费先要占有。占有的方式主要是产权关系。在农业和工业社会中存在各种产权矛盾，随着高技术的到来，产权关系中突现出新的矛盾：知识产权的私有和知识的共享，上文“知识壁垒”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典型案例无疑就是微软和自由软件运动。前者坚持知识产权的私有，守住源代码这条“蛇”，只交给消费者一条在更新换代中很快就会弃之如敝屣的蛇皮，一个无法研究和改变的黑匣子，然后由不断地蜕皮和捆绑获利。这里的关键是，消费者并未真正占有——注意，这里占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共享他已经花了钱买来的商品，并未能充分消费。因而在商品的存在方式中还有消极因素，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存在”，这就影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后者宣扬知识的共享和开放，消费者完全共享全部程序，可以自由地修改，从而自我完善，自我负责。自由软件因充分的消费而成为“积极的存在”，得以推动产生新的软件。一方面是数百年来延续至今关于知识创新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的本性，知识只有共享才有价值，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上述壁垒从根本上说就是需求壁垒。

对于高技术来说，就广度而言，在于需求的个性超越技术平台的普遍性，也就是由生理需求的雷同相似走向心理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引导、要求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也多样化。就深度而言，在于需求的层次超越平台的层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而引导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都突出主观能动性。然而，高技术正面临需求壁垒。

首先，知识壁垒意味着有可能无法提供发展高技术所需要的知识。其次，消费壁垒指出，大多数人或者并未充分消费高技术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主观需求没有超越客观存在；或者沉溺于其中，主观需求满足于客观存在；或者被高技术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锁定”（注意，锁定是相互的，技术被锁定，也就是消费者被锁定），主观需求难以超越客观存在。制度壁垒表明，垄断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削弱了消费者需求的主观能动性；消费者没有真正占有—共享商品，也就谈不上什么超越。此外，现代人担心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疑虑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正常的需求。

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人化的过程。当技术尚停留于机器的水平之时，人的潜在的未完成的本性与机器之间存在有巨大的鸿沟，正是这一鸿沟所产生的强大需求拉动技术不断提升。随着技术的每一步发展，人类沿着技术所搭就的平台逐步挺直身子站立起来，人的潜在的未完成的本性渐次变为现实和得以完成，人与技术特别是高技术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也就是人机界面越来越友好，由此而产生的对高技术的需求拉动因上述种种原因也随之而缩小。对高技术的伦理思考也在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滞后和对技术是否会超过人的担忧。比尔·盖茨曾宣称，“技术绝不会等待人们有了准备后才发展”。在人机之间有巨大差距时固然如此，然而当人机界面友好之时就未必如此。可以预言，人机界面彻底友好——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之时，也就是技术停止发展之日。人类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所创造的人工自然，与之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引导和拉动高技术继续朝人的方向攀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构筑更高的平台。

在科学与文化，或者如斯诺所区分的“两种文化”的背后，还有权力之争。在“物质极大丰富”部分中涉及物质商品的共享而不是占有，这就涉及制度。上述“制度壁垒”直接关系到权力。未来社会的核心矛盾可能是知识产权的私有与知识共享的矛盾。

当前的科学大战体现了科学与文化背后的两类权力之争[⑤]。其一发生于科学与传统文化和第三世界之间。一方面，发达国家既推进科学，又扩充权力；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学者则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的权力寻求生存空间。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地带人群的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对以科学为代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激烈批判，成为边缘社会人群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而作文化斗争的一部分。

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区分科学和附着于其上的权力。不能接受西方的权力，但科学无东西方之分。所谓“民族数学”只不过是某种文化的数学因素，虽然数学内容表征形式有差别，但逻辑结构基本相同。强调科学的民族性，到头来必然阻碍该民族科学的发展[⑥]。其次，第三世界的学者们没有看到，每一种地域暴政的出现，往往都是通过文化上的纯粹性为自己寻求辩护。第三，当真理是依靠内在的语境——地方性来定义时，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就会获得其合法的外衣，结果是以知识界的种族隔阂而告终。正因为由于批评者们所依据的是嵌入的编码知识，既经不起事实的质疑，也容不得逻辑的推理，往往只能靠具有煽动性的种族、性别与道德家式的意识形态的标签。

其二是由索卡尔所引发的科学大战，反映出西方的人文学者为争夺学术地盘所进行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存在。一方面，人文学者们痛感“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就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⑦]。另一方面，在科学的一方，学者们感到[⑧]，在强调“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如以“社会良心”自诩，用“良知”、“理想”、“真实”、“真理”等词汇压倒对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对这类神圣字词的迷信，使他们在辩论中很少费功夫论证自己主张的观点而成为“术语拜物教”[⑨]。反之，“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

人文学者们没有认识到，科学因其非嵌入而必将渗透到一切领域，这是客观规律。权力并非强加，也不依赖于接受者。无论被接受与否，总是在不断增长、发展，并且“默默地”发挥影响。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科学并非淹没个性，而是对源于自然、历史和特定语境的知识的改造，并为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个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提供可能和广阔的前景。对科学持偏激心理的人似乎有鲜明的个性，实际上表明没有信心和能力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个性。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正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建立于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技术及其产品科技黑箱，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默默”做着贡献的硬件和操作及系统软件。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

不论是科学与文化之争，还是二者背后的权力之争，都未有穷期。数学史家克莱因写道，应用数学家嘲笑纯数学家说，纯数学家能发现任何求解中的困难，而应用数学家能对任何困难求解[⑩]。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推广：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嘲笑趋于人文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说，后现代哲学家能发现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获得并应用知识中自己所没有觉察到的所有困难，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则能对所有这些困难求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科学大战表明，争论依旧。很可能，今日之争论主要并非源于学术本身，而在于背后的权力。更加可能的是，层出不穷的科学技术和对此没有做好准备的文化之争。某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如果记忆可以复制”，在列举（实为编织）了正反两种观点后，一位应考的高中毕业生异乎寻常老练地结尾：50年后再议。

“超越”这一切的是，人类对以往“足迹”的回顾，对未来之路的展望，以及对当下选择的审慎。

[①]吕乃基．论消费及其演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4：30－34

[②] [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媒体等同．卢大川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

[③]陆彩荣．上马3G前需要弄清楚的五大问题．光明日报，2005-1-20

[④]顺便指出，笔者并非绝对地反对垄断，只是与反对绝对的竞争一样反对绝对的垄断

[⑤]邢冬梅．“科学大战”之根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6．罗思．科学大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⑥]谢民初．后现代主义、数学观与数学教育．教育研究，2005，12

[⑦] game.19xz．浅论现代技术对人的挤压．http://dev.19xz.com/soft/32424.htm

[⑧]朱苏力．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文汇报．2004-8-1

[⑨]吴亮．南方周末．2005-3-17

[⑩]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