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旧的传统消失或大大削弱了，各种思潮打着五色的旗帜杂然而起，它们既互相攻击，又彼此渗透。正是在这种极其混乱之中培育了近代科学的幼芽。获得解放的人们大胆地面对自然，试图利用和控制自然为之服务。他们的进取心和探索精神使之勇于研究自然。他们的理性与务实精神使他们排斥迷信和权威，客观地对待自然，他们在众多的杂草中培育科学这株幼芽。科学固然还带有养育了它的泥土的气息，在尔后的进程中将不断荡涤身上的污泥，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推动社会前进。  

从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从古代自然观的复兴到机械自然观的形成，可以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内容与意义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理解。通常认为或强调的是科学革命的反宗教意义，然而由第四节对“否定性放大”的分析可知并非如此。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标志人类成长过程的一次飞跃。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初期犹如人类之童年。在这两个时期的人们的心目中，自然是活生生的整体，他们投身于自然的怀抱之中。到文艺复兴后期，人们从儿童的想象中觉醒，不再沉溺于想象，而是诉诸理性与经验。人与自然不再彼此不分，人站在自然之外，注视并研究这个其中没有人的自然。知识是客观的，必须排除任何主观因素。主体与客体全然无关。自然不再是活生生的有内在的动力，而是死寂的、静止的，依靠外力推动；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只是一个个片断或机械零件；不再有质的多样性，唯有同质或无质的机械或微粒。以上这些在今天看来显然都具有贬义色彩，然而在当时却表明人类从原来与自然混然一体的状况，到破天荒第一次从自然中提升出来。“我思故我在”，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这就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内容与意义之所在。固然我们今天重新谈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谈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发展与统一，然而这只有在人先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然后才谈得上辩证的复归。人与自然的分离是必不可少的否定环节。

另一方面，作为否定环节，科学革命也必然带来某些弊病，这些弊病在本质上说也正是上述革命方面造成的。关于机械观在尔后特别是18、19世纪科学的发展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已经有很多论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束缚甚至波及至今。再者，正因为把自然视为有待去认识去征服的与人无关的客观对象，于是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即用于征服，从而造成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科学一旦从囚禁它的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就作为独立于创造了它的个人的知识体系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异己的因素。科学的方法号召人们只从理性与经验出发，排除一切情感和主观的因素，科学家则成了没有个性或者说是非人格的观察者，这些就造成了心智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在这意义上，科学革命是今日“两种文化”的对立，以及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渊源。

帕斯卡尔认识到，“人像一棵柔弱的有思想的芦苇”。读者不妨回过头看本章开头关于人的几段引文。从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要求“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关于人的豪言壮语，体现了人在解放之时的豪情，继而人们以为科学已经破解了万物之谜。而帕斯卡尔则提示人的两面：拥有思想的伟大和面对宇宙的渺小。这一路径揭示该时期社会思潮的变迁，涉及本体论上的二元，认识论上的两种“精神”（帕斯卡尔），人的能力与局限以及参与与否。人类所迈出的每一步，所获得的每一次解放，都会引发某种反抗，导致某种失落。这一否定环节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利益，然而却又造成如许之后果，确实发人深省。

由中世纪后期吹来的微风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发展为知识的风暴。超越之路和人的三大关系发生根本转变，随之知识的内容、形态、与源泉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都经历了质的变化，相关的权力和利益也卷入重新分配。在此消彼长之际，上述方面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关系。

超越之路的变化涉及动机、源泉、结果、途径，交流共享，以及主体的地位等方面。

毫无疑问，第一重要的是主体的变化，这就是人的解放，以及出现了新的知识阶层。在中世纪“过度”和“缺乏基础”的超越中，人“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旦“障碍”挺直躯体，克服者也就被颠覆。彼得拉克追求“凡人的幸福”，也就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从而既颠覆中世纪神学所设定的遥不可及的目标，又将超越的源泉和目标引向人间，引向自然。人文主义者使宗教从天上回到人间，宗教改革则将人提升到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的高度，“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新的知识阶层在于具有不同的经历和眼力，工匠和艺术家拥有并提供新的经验，改变了源泉与结果之间的权重，学者拥有知识和新的见解，双方的结合改变了超越的源泉和过程。新的知识阶层还注意向市民与手工业者传授知识，以扩大主体的队伍。

超越源泉与主体的变化处于互动之中。对于“凡人”来说，伊拉斯谟所列举的日常琐碎之事才是基督教脚踏实地的源泉和最终要解决和落实的问题。达·芬奇强调不应从书本，而应从经验出发。不仅是超越源泉由神迹和传说转向经验，而且在于经验本身的变化，特别是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经验的宝藏已经增加到无限的数量”。经验不仅是超越的出发点，而且是“一切可靠性之父”。此处就不仅是源泉的变化，而且变化了的源泉还能保证结果的“可靠”。还有一处新的源泉来自实验，在“挑衅”（培根）中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超越，并非单向的由下而上，而是在先前知识的指引下的构建。实际上，所有的超越都不是从零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同样如此，漫长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就是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因而超越途径的变化必须审察先前的知识。历史越悠久，积淀的知识就越多、越厚，破除其影响的难度也越大。第一步是怀疑神迹，“查证圣经中的事实”。宗教改革的贡献经由两条途径，其一，剥夺教会从上帝那儿窃取的神力及由此在世俗社会享有的权力，先前瓦拉揭穿《君士坦丁的赠礼》之伪造是剥夺教皇世俗权力的第一步。一旦教会失去或至少部分失去其权力，与之捆绑在一起的知识也就飞灰湮灭。其二，批判教会所宣扬的教义和知识，一旦知识被否定，由知识来论证的权力也就土崩瓦解。在推翻原有知识时，新知识也不是无中生有，往往要借助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知识，而且最好具有重大影响。于是大翻译运动的时机恰到好处，自然哲学的体系和推理过程，其直觉和猜测色彩既与信仰兼容，也与“彷佛第一次觉醒的儿童”相吻合。由此，基督徒的信仰便与哲学家的理性统一于同一个人的身上。以古典时期的知识破除宗教神学，以自然解释自然，为近代科学的萌芽提供良好的土壤与环境。然而，自然哲学也是在先的知识，也会影响到新的建构。

转折的第二步是怀疑第一步所借用的自然哲学拐棍，这同样不是一蹴而就。自然哲学甚至原始宗教同样长期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从万物有灵论和热衷于构造体系等均可见自然哲学的影响，看到“诗意的感性光辉”（马克思），匀速圆周运动依然高贵，魔术和神秘主义也仍有其市场。在否定自然哲学的道路上再走一步，就要干脆抛弃“镀金锁链”，独立思索。不仅批判已有超越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排斥超越，以“自由谦恭”地接受事实。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没有先入之见。不当“自然的孙子”，做“自然的儿子”。

相对而言，转折的第二步较为简单。第一步转折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受到的阻力也大，不仅要推倒内心的魔障，而且要面对外在的权力和强有力的组织。第二步涉及的是历史上的权威，在现实世界并没有强有力的代理人和相应的权力，只需以蒙田的“我知道什么？”为座右铭，进一步反省。虽然简单，依然未必轻松。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之所以迟迟不出版，不是担心与教会的冲突，而是担心与“因袭许多世纪的成见针锋相对”，“害怕我的观点由于新奇和难以理解而被人蔑视”[1]。

在怀疑之中并非全盘否定，从动机到内容处处体现“为我所用”。在动机上，泛神论也好，体现上帝的全知全能也好，符合社会的主导知识，以换取主导势力的批准。新教认为科学活动既可以体悟“上帝的庄严华贵”，又可以从万物中领悟使灵魂得到教导的知识，因而于己可以获救赎罪；于人，则可以造福于人类；于对象，加尔文认为，为了上帝，世界应在不断的劳动中被征服，为我所用。因而商人“应在他们的行当中受到尊重”。此处可见新老动机之间的嫁接，老动机世俗化，新动机神圣化。动机的进一步世俗化既体现于在对东方香料和奢侈品的向往，也表现在如同希腊人追求知识的愿望，要突破“智力世界的界限”，这种愿望随着知识的积累而愈益强烈；更展现于二者的结合：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不仅知识就是力量，而且力量也支撑知识。“形上之思想”必须与“形下之市场”相结合。

对于被怀疑的知识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或可为保护伞，甚或有可取之处；同时，新知识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二重真理说让哲学堂而皇之地安睡于上帝的卧榻一旁。为此，伽桑狄小心划清他的微粒论与古代原子论的无神论的界线，以免触犯上帝。笛卡尔认为自然界的数学定律是上帝所建立，他的二元论中之一元给上帝留有一席之地。“上帝无上的意志”、“上帝直接支配万事万物”，以及“上帝无限伟大的恒常性”等，相信上帝本人也乐意接受这些溢美之词。随着给上帝堆砌越来越多的荣耀，戴上更多的桂冠，新的机械自然观也就得到庇护，这确实是灵丹妙药。上帝，既然宗教自身也说不清道不明，那么只要增添荣光，就几乎可以随意修饰。而且作为大权在握的社会主旋律，谁也不敢对此置疑。说到底，基督教和近代科学“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有的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既然如此，就由上帝来完成这一切吧。在上帝渐行渐远升天之时，万事万物即由杠杆原理“直接支配”。自然哲学中的可取之处同样为我所用。在抛弃目的论之时，自然哲学中的原子论得到重用，近代科学革命由此通往机械论。当然，二者虽均系超越的产物，古代原子论是思辨的产物，近代的微粒论则有机械的类比，而且，后者只是构建机械论的途径，也只是后者的一部分。

在知识的演化之路上，即使在转折期间也尽量，更确切地说，必然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权可以在一夜之间易手，知识则不可能。江山易移，本性难改。人类的知识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或惯性。历史上出现过的知识，只要有任何牵连，都会以种种形式登台亮相，或为桥梁，起承转合；或萌发生机，成为主角；或借尸还魂，嫁接于新的枝条；或仍为过客，以等待时机。在此过程中，知识彷仿佛获得了生命，而形形色色的人只是知识的载体。

变化的还有获得知识的道路。前述否定性放大提供了有趣的案例。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教义秉承自然哲学传统，虽然出发点有异，但同样要解释一切，包括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这就必然与萌芽之中的科学构成正面冲突。于是，处于衰落之中的宗教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传播、放大了科学；而科学的兴起则加速了宗教的衰退。这就是一种知识在另一种知识内部的发育过程。与其认为前者是落后的行将灭亡的事物，而后者是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与其说“推翻”或“衰落”，不如说科学的萌芽和发展促使宗教由一统天下向本来位置的回归。科学的独立，是知识分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宗教不再“怀抱”、控制科学。宗教改革及而后的一系列发展是宗教的进一步回归。

既然接受“二重真理说”，那么在认识上也就循着信仰和理性的“二重”途径，“作为基督徒的我相信作为哲学家的我所不能相信的东西”。在信仰继续存在之时，“以诗的、艺术的形式去领悟世界”，类似于儿童的思维方式也依然起作用。达·芬奇有时陷入虚幻的类推或滑到神话的境地。这一时期科学和艺术的紧密联系既是思维方式的幼稚，也在于知识尚未分化，类似于古希腊，艺术、科学、哲学融为一体。从根本上说，由手工业推进的社会分化尚不明显，“生活本身就是综合性的”。

新途径的根本特点是理性。

理性的首要标志是排除主体的影响。驱逐目的论迈出了第一步。伽利略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他于1616年在罗马法庭上的陈词堪称理性的宣言。

理性的标志之二是分析。在超越之路上，自然哲学家的理性过于“贪婪”，始基演化说从虚构的始基出发演化出万物。然而，自然的发展是从简单走向复杂，那么对自然的研究也就要从复杂回到简单，由分析认清因果关系的一系列简单成分。因而现在的超越在于分析。不是向上的“飞翔”，而是下沉，下沉到大厦的地基，不是向前，而是回溯，回溯到大厦建造之初的第一块砖，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要由果及因。分析，就是下沉和回溯。近代科学革命既继承了希腊理性，又从根本上改变了获得知识的道路。

理性的标志之三是抽象，体现在实验、归纳和数学方法中。实验排除现实过程中由主体和环境所带入的偶然与附加的东西，提供一致、标准以及可重复的场景，发现纯粹、单一的对象。思维实验更彰显理性的力量。归纳的特征是由下而上和渐进，这既是对由体系或圣经出发的演绎的否定，也要给自然哲学“飞翔”的翅膀系上秤砣。归纳和数学方法都意味着抽象，抽象不等同于数学。抽象在于撇开对象的不同点，由握在手中的钢笔抽象出笔，由笔抽象出物体，由物体抽象出存在。抽象也不等同于归纳。抽象要从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概念，由步行、骑车、速滑等抽象出快慢，再由快慢抽象出速度，最终由存在抽象出符号，由推理过程抽象出算符。这就是笛卡尔所向往的思维如数学般明晰。

由上而下的道路也经历变化。培根借用宗教准则论证他所主张的由上而下道路的合法性：“科学应该由工作来检验”。伽利略则完全撇开宗教。经分析、抽象得到的结论必须经过检验，仅一个反例即可推翻所有的理由。

随着分析和抽象的进行，对象原先所在的特定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荡然无存，这就是“脱域”；主体附加于其上的价值烟消云散，这就是“祛魅”；偶然性和所谓“次要”因素都被剔除，这就是理想和纯粹。最终所得到的，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非嵌入编码知识不仅有坚实的基础，而且经由严密的推理过程和实践检验。因而由思辨、直觉和猜测得到的体系和未经推理的格言不可取。非嵌入编码知识既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体系不在此列；又彼此联结成网，格言只是“初级阶段”。

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得到的知识在于揭示规律和必然性，就是自然界中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因果关系。超越过程排除信仰和想象，仅限于严格的因果关系，超越结果是机器。起先，天体是时钟，继而，人是机器。

至此，不妨在机械论的框架内理解“我思故我在”。当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慷慨陈辞之时，他即将“我”之“在”置于自然界之外。当获得知识之路被归结为分析、抽象并排除主体影响之时，“我思故我在”之“思”只能是理性，“思”之结果也只能是机械。

由文艺复兴第一阶段主体解放，到排除主体，人沦为机器，这确实是巨大的一步。人类科学地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必然从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机械”认识自己，然后渐次上升，“第一次推动”盖出于此。或许是留恋往日，或许是为了弥合鸿沟，笛卡尔的二元论引人注目。其一端显示了比培根更彻底的机械论立场；另一端给精神，因而也就是给“我”和上帝留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通过“我”之“思”而接近上帝。但此处之“思”已不仅是理性。帕斯卡尔的“几何精神”和“本能精神”则是认识论领域的二元论。

此外，那只“逃向错误方向的母鸡”道出了实验方法的某些局限。有趣的是，发现这只母鸡的是盖伦的支持者。知识的演进何其曲折复杂，如何使历史的车轮只碾过教士的外衣，而不是一个人，不是他所拥有和提出的知识。给每个人话语权，伏尔泰的理想至今依然闪耀光芒。

西欧社会15～17世纪知识的变迁涉及调整和改变已有的知识即宗教与已有和新的知识源泉的关系。宗教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中起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而，一方面必须揭示其阻碍、歪曲或遮蔽的影响，降低其权重，剥夺其背后的权力，使被遮蔽的源泉即自然和人的日常生活解蔽并发现新的源泉；另一方面，宗教已有的话语权也得到充分利用，以减少构建新知识的障碍。应用有竞争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兼容的已有的知识——自然哲学来替代宗教，继而迎接科学登堂入室，不失为阻力较小的捷径。当宗教被清除了大部分影响，回归其本来地位之时，科学以其理性加经验的获得知识的途径，以及所获得的知识——机械论取而代之。科学的认识途径，以及由此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成为现代化的关键和现代社会的基础。然而，如果信仰和上帝不能一手遮天，那么，理性加经验和机械论同样不能解释一切。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帕斯卡尔的两种精神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表达了这一点。

人的三大关系在中世纪只剩下或归结为一项：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摧毁人的理性和自信，并将信仰和崇拜发挥到极致之时，人际关系即被歪曲，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被歪曲，也被掩盖。恩格斯说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希腊人是从自然哲学和商品经济开始。于是，新时代也就是以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

首先是在观念上解放自然，接着是对自然全身心的赞美和投入，对自然整体的向往，初恋的热情消退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一事一物冷静客观的考察。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第一阶段在技术上的发展，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由中国传入的三大发明以及建筑、艺术和伽利略所称道的兵工厂等，不仅提供了大量新的素材，而且推动人际关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回顾希腊罗马，为何当时未能由自然哲学经希腊化时期的力学和几何学走向近代科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奴隶制。其一，干活的奴隶有实践经验而无理论指导，自由民及其精英有理论而无实际经验；其二，奴隶几乎支撑起整个经济的运行，不足之时就向外征伐，没有必要发展生产力。于是，始于人与自然关系，在人际关系上中断，继而走向错误的人己关系，乃至统治人的思想一千年。正是手工业，以及建筑和艺术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变化、城市兴起以及形成新的知识阶层。

知识的源头来自自然，在超越之路上，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知识流的汇合在于知识的载体的双方之间的协同和交流，以及在此过程中能否排除来自各方从知识到权力的种种干扰。知识的变革要求，同时也推进社会变革。

   在尔后的进程中，源于自然的知识在恰当的人际关系的促进和传递下，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沿着人的三大关系上升，推动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

[1]张功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