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三父母设计婴儿诞生，这种线粒体替代技术似乎确实可以避免线粒体病胎儿的出生。美国新希望生殖中心研究小组9月发表了技术细节，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实现了这一创举。不过这一本来值得骄傲的新进展很快化为泡影。长期反对这类研究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组成的一个组织立刻对外宣布，对这一技术提出批平。在采访会议上，科学家对新希望生殖中心学者提出质疑，问他们是否正确地告知病人，或是否违反了法律。他们指出，在穷乡僻壤的墨西哥有一些可疑的干细胞治疗诊所。言下之意是，这一研究没有遵守适当规则，是专家们根据自己意愿开展的工作。

瓜达拉哈拉的新希望生殖中心诊所通过了英国联邦监管机构检查。研究人员说，英国联邦监管机构审查委员会依据联邦法律批准了线粒体替换项目。医疗主任Alejandro Chávez-Badiola告诉《自然》，“在墨西哥的研究项目为什么经过英国审查委员会来批准，难道英国比墨西哥的更好，这是典型的科学沙文主义。”

公平地说，新希望生殖中心因为缺乏研究审查受到一连串质疑和负面评论，主要是由于没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而是通过学术会议和大众媒体宣布研究。因为就同样的情况，美国当前不可能批准这样的研究。

谈论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时，这种刻板现象并不少见。去年中国科学家发表首次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大多数记者都会有意无意地提问是否中国降低道德标准。

历史上多次发生类似偏见。冷战期间几十年，西方国家拒绝给前苏联提供抗生素。迫不得已，格鲁吉亚等一直采用噬菌体疗法应对细菌感染。这个想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美国和英国等国的一些传染病专家考虑噬菌体疗法时候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这个技术出身不好，起源于前苏联国家，不是“现代”药物。哪怕是面对猖獗的抗生素耐药性变得无所适从，也坚决视而不见。

这类傲慢态度比较隐晦，不是那种批评文章或信件期刊那么明确，也不一定是恶意或故意，因此很难直接面对。许多情况下都使用暗喻来表达，例如“这是来自俄罗斯的研究！你懂得”等。这样的态度和评论一般都发生在和同事的交流，或者回答记者的提问过程。很难直接反驳，因为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这不是学术交流应该具有的态度。

当然这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尤其是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例如绝对不能违反赫尔辛基宣言规定的人体实验规范。在某些领域应该展开讨论达成国际协议。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不应回避对科学伦理学展开对话和讨论。但是不应该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研究设置态度，尤其是不应该涉及科学价值以外的问题。这样会极大伤害科学的开放交流态度，而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在欧洲被严格限制，那么科学家到美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或者到中国等监管比较弱的国家人类胚胎学研究。科学家这样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判？

从法律、伦理和科学标准等角度看，无论是好是坏，这种局面都会继续下去。许多学术期刊试图适应这种现状，严格要求执行作者所在地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英国联邦监管机构审查委员会为人类和动物研究制定了规范，具体到一项研究，会参考当地的国家规定和美国的标准。关于学术伦理学的标准，需要开展国际对话达成理解和共识，猜测偏见对问题解决没有帮助。但是也要正视偏见确实客观存在，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这样才能逐渐超客观正确评价科学方向前进。

曾经有人批评氢气医学研究，认为大多数研究都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不入流大学学者的工作，言外之意研究水平不够，存在问题的嫌疑比较大。对待这样无理取闹的评论，也就没有任何反驳的必要，因为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出什么招数。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因为连起码的学术交流礼仪都不遵守。学术评论要有起码的礼仪，绝对不能用学者身份和学者所在地区作为评价依据，这就好比不能性别和种族歧视一样的道理。

http://www.nature.com/news/judge-science-on-merit-not-assumptions-1.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