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作者曹天予博士在腾讯新闻网的文章《曹天予回应超大对撞机争论：需警惕作为利益集团的科学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文章链接：

http://cul.qq.com/a/20160928/018416.htm

由于不能转载，我只引用其中的观点说说一些看法。

我看过曹天予博士的物理史学著作《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写的非常好，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20世纪场论的发展，有四位非常显著的人：爱因斯坦（广义协变原理）、韦尔（阿贝尔规范场）、杨振宁（规范协变原理）、狄拉克（场的量子化）。对于20世纪后半叶，杨振宁教授的非阿贝尔规范场可以说奠定了粒子物理走向的基本格局。关于杨振宁教授的规范理论与粒子物理发展的紧密联系，稍后我会写一篇科普博文，这里我不过多谈论。我仅仅引用曹天予博士的原话来说明杨振宁教授观点的重要性：

“粒子物理的独尊地位，到60年代初就受到严重的挑战。1963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AlvinWeinberg发表文章指出，基础科学必须对邻近学科有用或有相关性才值得支持；但高能物理对邻近学科（核物理）的贡献极为有限，远远不如分子生物学对其邻近学科（如医学）的贡献；而其对技术和福利的贡献则几乎为零。

杨振宁亲历60年代的大辩论，当然知道那时的学者、公众和政府都已明白，粒子物理不但不可能自动地带来技术、产业和经济的进步，就连原子物理、核物理所具有的在原子能、核弹方面的那些应用价值，也一点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从1967年起就开始削减对粒子物理的支持。”

因为我本人是搞经济学的，因此让我纠结的问题是筹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项目本身可否拉动本国其它产业的发展。比如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和国外更优秀的人才进来。但是曹天予博士下面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心：

“2012年夏天，Erice暑期班庆祝QCD问世 40周年。Higgs也来了。当时从日内瓦传来的消息已经十分激动人心。

Higgs对我说:‘你20年前问我，什么是Higgs粒子的本体论地位，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问:‘那现在呢？’

他说:‘还是不知道。’

2013年夏，我们又在Erice相遇。那时日内瓦来的消息，Higgs粒子基本定局。Higgs本人当然很兴奋。但他也知道这个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次我讲的就是Higgs粒子的本体论地位。我讲完后，有位PaoloGiubellina来找我，他是LHC的AliceExperiment的发言人，当时Higgs也在场。

我说：‘你们把宝全压在上帝粒子上。现在上帝粒子已经找到，你们该散伙了吧？’

他答道：‘那可不行。多少人哪！以前不夸大上帝粒子搞不到钱。现在公关得另辟蹊径了。’

我问他公关有什么新思路。

他答道:‘我明天就到北京去。’

他去北京以后的故事我不清楚。但北京是欧美面临散伙的实验物理项目的首选公关目标，却是定而不移的事实。”

粒子物理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微乎其微的，发现一个Higgs粒子只会留下更大的问题。我唯一可以奢望的是对撞机项目可以刺激本国其它产业的发展，并吸引国外投资和人才流动。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本身急待处理的问题很多：环保、教育、医疗、社保、收入等等。

就我身边所看到的，城市里汽车尾气很多，空气质量不好，城市用电量很高，城市内建立变电站辐射人体不好，高能对撞机用电量大，会增加城市负担。很多人很聪明，很努力，但是收入不高，缺乏机会。

就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实在不宜引进加大城市能源使用负担、破坏环境的项目（我们需要的是按照本国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配套设施筹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科学（10年前我曾对粒子物理产生巨大的痴迷，并希望像爱因斯坦那样建立“统一场”，但是多年研究后我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幼稚”），只是不忍心看到城市的老百姓受到不必要的影响。要知道爱因斯坦发现他的狭义相对论、质能方程、广义相对论等等重大发现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知道“光速测量实验”。但是他通过“纸”和“笔”却做得很好，直到“原子能”的巨大使用前景需要，各国才开始了大规模筹建相关实验项目。

但是，现在我们对粒子物理的使用前景完全没有头绪。

人类的确不要太贪婪，该发现的规律总会发现，哪怕使用的只是“纸”和“笔”而已。自然规律就在那里，经济发展、环境治理也在那里，我们要如何取舍呢？

不管如何取舍，我不希望的是，“超大对撞机”仅仅沦为“公关”项目：只为满足几千实验员不至于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