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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如果遇到灾难,并必须承受灾难的后果,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该人会在很多方面有所改变。
原来乐观的会变得悲观,之前开朗的会变成沉闷。
心理、性格、行为,都会因之而发生变化,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个人如此,群体呢?如果一个族群遇到了一个大的影响到每个人的灾难事件,是不是这个族群的记忆从此加重了灾难的成分,整个族群的心理、性情、行为模式也会发生某种变化。
这是可以推断的,但是恐怕也难得有证据的一个事情。
二
我最近有本书正在编辑的过程中,预计本月底能印刷出来。
这本书我之前提到过,就是想用灾害解释日本人中呈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如果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我想可以用以下简单的推理来说明一下——
1,日本所以有相扑这种天下独一无二的运动类别,也许深层次里是日本人面对灾害时的无力感促使他们设法让自己强大起来,没有更好的途径,那就吃胖吧,就powerful了。
2,日本人吃冷食是寻常事,包括用隔夜的米饭做的寿司,日本人还是方便面的发明人,所以如此,难道背后没有灾害的影子吗?灾害影响下的人们要习惯于方便食品。
3,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和英国可以相提并论,不过,和英国不同的是,大多数日本的推理小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主角,即便是同一个作家同一时代的作品也是,你可以去看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或者东野圭吾,侦探的人物形象都相当模糊,把个性深藏在内文情节里。柯南,嗯,就他稍微有点例外。
4,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死的方式,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死法,但是,武士们觉得那样才算得有尊严。追溯这样做的原因,也许和灾害下的个体一直难得能获得一次有尊严的死有关。日本人选择自杀的人也相当多,小说《失乐园》就是男女主角选择了自主死亡。
5,日本人的语言有暧昧表达和文末决定论这两个特质,在灾难面前,很多事情是无所谓要争执一下的,所以,可着对方的意说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动词要后置,所以,不必说得那么一清二白。
6,日本的茶道、花道等和风四道都颇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风范,生命如此脆弱,那就只去顾得眼前这片小小的天地吧。
7,日本每人信超过一个宗教,除了整个国家流行的神道教,也会信仰佛教或者基督教,或者其他类型的宗教,所以,日本信教人数是总人口的两倍左右。临时抱脚,管它哪个佛的脚呢,你说是不是?
……【此处省略另外二十五个能说明问题的方面】
日本人所以有以上的那些表现,和它地处的Cursed land有关系,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之间的位置很尴尬,挤压就会地震和火山,相离就会掉到海里,总之,危机如影随形。
所以,一门心思地要离开,离它最近的就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了,这种强烈的欲望使得日本的侵朝以及侵华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以前零星骚扰,后来力量强大了就开始大举进犯。国家行为模式和背后的灾难频仍的状态有着看得见的因果关系。
三
中国各地也有不同的灾害文化。
有些是共通的,有些是个性的。
比如,凡灾难多的地区,人的性格大多豪爽大方。
反之,就小气吝啬。
比如,美国佬和中国人比就小气得多;我们接到的美国人礼物是不是要比我们送他们的价值要小?美国佬回家带的礼物是不是都是三、五块钱的?
比如,北方人比南方人就豪放一些;
比如,唐山人自从那次大地震后,消费水平一直在高位;
成都人原本就喜欢消费,汶川地震后,消费就更加厉害了;
就河南而言,信阳虽然穷,但是人却大方,豫菜里面也就信阳菜才算稍微拿得出手——他们还是很讲究吃的。
等等
四
河南是战争多,黄河淮河水患多的地区。
所以,河南虽然是做首都做了那么多年,竟然就是只有小吃而无大吃的地方啊。
从河南小吃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不是胡辣汤就是壮馍,顶多红焖一下羊肉或者水席一下,就算顶天了。
这与食不厌精的淮扬和粤菜比,那差了成色了。
即便和以辣为主的川菜比,也不是一个档次。
所以,河南的饭馆在外地的,除了烩面馆勉强算个标志性之外,其他真找不出像样的来。
原因,就是上面说的战争,使得河南人没功夫坐下来好好把小到一道菜,大到一个菜系好好发展成系列标准化的模式。
而加上流民现象,山西陕西乃至甘肃,山东江苏乃至河北,都是黄河泛滥后逃去的目的地,再返回或不返回,都留下了一串关于故乡的传说。
河南的庙宇也多,也许这一点和日本、台湾是一样的,都是在人命如纸的时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五
如此,东北出了大量的二人转演员,山东出了大量的倔驴一般脾气的好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西北多刀客、麦客,东南沿海则多海盗,在海上过刀头舔血的日子,或者竟然飘扬过海,下南洋而远离这块台风肆虐的土地,妈祖信仰也构成了灾害造就的东南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闻一多在七子之歌里这样吟咏澳门,其实,Macau正是妈港的葡萄牙语说法,倒是澳门的真名姓。
湖北的九头鸟之地,青藏高原的特殊佛教信仰,苍凉的贺兰山,七彩云南的小国寡民现象,夜郎也好孟获也好,都是在温和的气候里自以为是着。
相对于日本,中国总体而言还是太平的,灾害在全国加起来算多,但是,每一地并不多到让人承受不了。所以,中国人面对灾害形成的性格总体来说并不确切,而是相对模糊——毕竟我们还可以步入桃花源里去耕田,不闻外界世事。在遥远的年代,能有去处就是幸福——帝力与我何如哉!
六
走西口、下南洋、创关东。
西南有高山,几乎无法穿越,所以,东南西北就少了一个方位。
所以也有人加了“蹚古道”,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这算是西南方位的,不过,好像其规模不如其他三个方位的风潮,加之云南更算南,而非西南,所以,还是无法完全成为对称的格局。
除了蹚古道,其他都是为了逃离难以生存的地区而前往人均资源更多的地带,尽管有可能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但是依靠人均资源的居高不下,活下去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文化现象,有些是积极向上的,有些则带有很浓重的无奈成分。比如,李幼斌主演的《情债》讲的就是一个一妻两夫的故事,虽然电视剧并没有涉及到闯关东的背景,但是,这一现象在闯关东的人群里又是更为常见的,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范本。
而走西口的桥段里面,那个“月亮走我也走”,或者“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都是对走西口哪怕是丢弃爱情也在所不惜的艺术刻画。
而下南洋更甚一些,毕竟这就是国际范儿的逃荒要饭了,在诸多下南洋的电影电视剧里,那句“游子啊,你是永远的流浪”就很容易让人悲从心起。
以上是灾害造就的人口迁徙在近代的具体表现,而往远里看,就更多了。
七
中国灾害文化研究,就可以有一个总括性的东西了,也就是我们准备明年撰写的新书的核心内容。
灾害能够改变很多东西,从物质到心灵层面都有。所以,我说,如果有个灾害决定论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就如地理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或者气候决定论,都是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很多现象。
当然,我们知道,一切决定论都是片面的,很多结果的原因一定是多向度的,但是,一定把结果的诸多原因归结为太多因素,其实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变量了。
正如我说对于社会或经济建立模型时,如果要用多项式,一般到三次就足够了,顶多再多用几个变量形式,再高次的方程意义已经不大,这说明的是,社会经济现象如果赋予极其复杂的解释,就等于不解释,因为它反而会丢掉更为主要核心的部分。
那么,灾害决定论,你来吧,世界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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