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科学网上看到王贻芳教授针对杨振宁教授关于“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意见有如下三点看法：

1. 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中国现在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国际上有，而且很多，杨先生的看法显然与大家不同。不仅现在不同，过去几十年都不同。据有关资料，杨先生对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自60年代起就是悲观的，所以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失之交臂。

2. 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当然要解决，而且这也确实是目前国家预算支出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清末的中国，人民富庶，GDP世界第一，虽然有能力购买枪炮，但不掌握科学，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还是被动挨打，民生也无从谈起。

3. 中国建大加速器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第一阶段300亿人民币的投入（2022年起，每年30亿），至少使我们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 a) 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加速器）。b) 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也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c) 大型低温制冷机（也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d) 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出人意料的新发现、新技术。至于高能物理科学发现的直接应用，目前我们无法预料，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对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国人可以嘲笑古希腊人及后来的欧洲人研究原子、天体运行规律、量子力学、希格斯粒子没有用，但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自己。

以上可见：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9/355455.shtm

  对于王贻芳教授的以上三点说法，笔者有些许不同的意见。尽管笔者属晚辈，但是却也忍不住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言语有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第1点王贻芳教授说“杨先生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失之交臂”。笔者甚不苟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理论基础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但王教授却说杨先生与标准模型失之交臂？？事实上，杨先生还有其他物理领域工作要做，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粒子物理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杨先生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拓扑场论等等众多领域里有重要的工作。杨先生是一位多领域的大师，粒子物理仅仅只是其中一个领域而已。不管标准模型有没有问题，至少杨-米尔斯规范场没有问题。标准模型再怎么改进，也是基于杨-米尔斯场（规范不变原理）。这是大师不同于一般物理学家（甚至包括诺奖得主）的区别。随便你怎么发展招式（模型），内功（规范不变原理）的修炼方式已经定了。你再怎么练，也还是用这种内功。

爱因斯坦曾经也发展了量子论，提出“波粒二象性”图像，从而奠定量子力学的基本图像。难道你要爱因斯坦不去搞自己的广义相对论宇宙学，而非要回过头来做出薛定谔方程或者狄拉克方程吗？薛定谔（他多了一个生物学）和狄拉克仅仅只在一个领域内做工作，爱因斯坦却是一个多领域的多产者。杨振宁教授也是一样。

第2点王贻芳教授举出清末中国的例子更是没有意义。中国的原子弹已经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难道你发展粒子对撞机就是为了造武器来把地球毁灭几百次吗？就算那种武器比原子弹厉害有意义吗（航母等常规武器就够了吧）？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大同世界”，各国经济息脉相连。就以美国来说，它的经济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美国人喜欢用的便宜牙膏可能都来自中国），中国经济下去了，它也好不到哪里去（你难道想通过武力的方式去买一只更贵的牙膏吗？如果真是这样，这人可能有病）。

第3点王贻芳教授指出高能对撞机可能产生更多的应用技术，从而可以有利于本国多方面发展。这一点，笔者觉得也值得商榷。事实上，这种项目就算让发达国家建造，一旦他们出了科研成果我们也可以通过论文和访学交流学习到。非要自己耗费大量资源来运作？我不知道北京市一年的用电量是多少，土地紧缺度是多少？但是我知道去年冬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部分雾霾源于工厂输出能源的代价。中国人这么聪明，西方发展了上百年的技术和理论，我们30年就学习到了，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有那么多聪明商人，难道还怕国外的技术不拱手想让吗？一门技术好不好是由市场来决定，市场暂时不需要的就只能是理论，而这是不会耗费太多成本的。只要一支笔，一叠纸就行。

最后，我不知道这个大型对撞机要耗费多少的资源（电、气、土地、人力），但是我知道国内的资源需要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保、收入不平等问题都需要解决。建造这种高能物理设备之前，我建议多到基层走走，了解一下民生。

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根据其本国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进行。世界各国已经逐渐融汇为一个共同体，各国禀赋不一，那些环境好、资源丰厚的国家来造对撞机可能反而可以刺激本国就业也说不定的。至于中国，多考虑考虑民生可能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