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治肿瘤成因和治疗领域长达1500年的盖伦理论的革新，起源于十六世纪比利时人维萨里（Vesalius）的工作。这个19岁的年轻人1533年到达巴黎大学学习解剖但发现课程和学习环境都令人不满，于是决定自己着手从尸体的组织入手绘制解剖图。1538年他和提香工作室的艺术家合作，开始出版自己的解剖图册并大受欢迎。不过在他仔细的解剖过程中，却一直未能发现任何黑胆汁存在的证据，自然也就无法给盖伦关于“肿瘤发生是因黑胆汁过剩”的理论提供任何实证。他本人十分崇敬盖伦，并没有质疑盖伦的有关学说；但他实事求是地报道了他的解剖学发现，让大家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1793年英国人Bailie出版的病理组织解剖教科书，可视为对盖伦理论的最后致命一击。尽管维萨里未能在正常人体中发现“黑胆汁”，但在本应充满“黑胆汁”的肿瘤组织中也看不到它的踪影。于是，基于想象提出并流传了上千年的理论逐渐被人们遗弃了，而这也为手术切除的回归扫清了思想障碍。例如，Bailie的舅舅Hunter悄悄地在自己的诊所为患者切除肿瘤，并采用酒精和鸦片止痛，但可惜大多数病人难逃术后感染而死。

博主注：推翻盖伦的理论，有一个先在正常人体、后在肿瘤组织中均未能发现“黑胆汁”的认识过程。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值得新手学习。

1840-1860年代出现的两项技术革命—使用乙醚进行麻醉和使用苯酚进行消毒—为手术扫清了最重要的技术障碍。引领肿瘤手术潮流的维也纳人Billroth，于1867年起在柏林大学开始尝试通过对腹腔肿瘤的切除治疗癌症病人。经过十余年在动物和人类尸体上练习，他掌握了这种复杂的手术（与正常组织相比，肿瘤有变形和组织界限不清晰等问题）。经他手术的41名肿瘤患者中有19人在术后活了下来。

博主注：需要指出，消毒技术得以发明，有赖于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感染系外来因素导致而非生物体原生的认识。另外，“1840年代”这种表述虽不符合中文传统用法，但因更简洁而在本文中采用。

对癌症病人手术初步成功后的下一个问题是，究竟如何切除肿瘤组织才能治疗癌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医生Halsted采用根治性乳房切除术（radical mastectomy）尝试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他1877年10月起遍访欧洲多地的医院，在思想和技术上接受了这种源于欧洲的肿瘤切除术。基于他的学习体会，包括德国医生对乳腺癌组织仔细且越来越多地切除仍不能改变其术后复发，以及英国医生发现肿瘤复发源于难以辨认的少量肿瘤组织没有被切除，于是他提出通过切除更多的组织来彻底清除肿瘤。

他在1898年美国外科学会上对自己此前十余年的实践结果进行了报告。他的手术成功率（复发率）超过了欧洲的先驱。不过在他的76例接受手术的患者中，只有40例存活超过3年。对此他倡议用更大面积的切除来“彻底解决问题”。不过这里的问题是，他没能区别对待未转移的早期病例和转移的晚期病例。对于早期患者而言这种伤害极大的手术可能过于激进，而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又无济于事（原发灶切除得再干净，转移病灶仍会导致复发）。

不过直到1930年代，这种“根治性”思路仍然大行其道。除了乳腺癌，“根治性”手术又陆续扩展到泌尿系统肿瘤、脑癌和肺癌等。二十世纪初外科医生人数迅速增长，以自己的职业为傲（做手术甚至被当作高超的技艺在公开场合加以演示），很多外科医生将对肿瘤的非根治性手术视为“错误的仁慈”。

博主注：根治性手术对于局限性的早期肿瘤是有效的，但反思其弊端并确认其适应范围却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人类追求真理和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人性的影响甚至是阻碍。

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后迅速引起研究和应用的热潮。仅仅几个月后，奥地利学者Freund就提出将X-射线用于治疗肿瘤；而在1896年，年仅21岁的芝加哥医学生Emil Grubbe尝试利用X-射线治疗乳腺癌，使放疗成为癌症治疗的新武器。不过，X-射线的放疗有两个问题：一是只在局限性肿瘤的治疗上有效（和手术类似），二是有可能诱发新的癌症（现在已经很容易理解，通过诱发DNA突变而致癌）。

当初人们对于放射性的危害缺乏认识。元素镭被广泛用于放疗，其发现者居里夫人就是放射的受害者，于1934年死于白血病。使用镭治病的医生包括Grubbe也因长期接触X-射线（虽然剂量低于居里夫人），在晚年因肢体坏死而截肢。更多的受害者还包括接受放疗的患者及生产还有镭的产品的工人。

博主注：初期的放疗主要功能与手术类似（局限性肿瘤的治疗），而且还多了个诱发癌症的副作用（后来有观点认为手术也有助于肿瘤的微转移）。它的潜力在降低剂量并与术疗和化疗以适当的方式合用后得到进一步发掘。

1932年，发明了与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可比肩的X-射线乳房切除术的医生Willy Meyer被邀请在美国外科协会的年会上做报告，但他因病无法成行，因此给大会写了一封信，在他死后六周大会召开时由人代读。Meyer在信中提出，需要在手术或放疗后，增加生物系统性的治疗手段。

在1930年代，手术和放疗的威力已达到顶峰，进一步解决肿瘤治疗中剩余的难题需要有新的手段。仿佛是中世纪以来寻找系统性“排毒”药物的复活，肿瘤化疗将以新的面貌加入到人类对肿瘤的战斗中。

博主注：如Willy Meyer医生这样，对他自己开创的新技术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大部分学者常常陷于“敝帚自珍”的情结难以自拔，这样的例子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