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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留学回国,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任国学教授,
曹问:“他是哪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
曹说:“既不是博士,有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大怒:“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论文有价值!”
后来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在清华执教的陈寅恪果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看到刘钢老师描述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故事,我很自然的想起中国近代人文史上的一段传奇,这段传奇就是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了4年(1925-1929)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才70余人,但成材率颇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
面对这样的教学成绩,再对比今天的大学教育,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实在是不少。但我觉得首要问题还是人才问题,没有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这样的“导师人才”组成的师资力量,这段传奇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今天各个领域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日趋完善,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一味的依靠制度也会限制住一些优秀人才,比如陈寅恪在今天就未必能当上教授。制度保证的是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而人才的成长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充满个性、各有不同。美国NBA选秀十分严格,专家从运动员的投篮得分、争抢韧性和爆发力三类指标进行量化统计评估,得分排序决定入选,没有任何的宽容余地,于是迈克尔·乔丹就被淘汰出局了,是赛场的实践才使NBA认可了这位篮球天才。选秀的专家恰恰忽视了一个运动员的成长规律,就是运动员潜能的发挥源于赛场环境,没有事先考出来的冠军。
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人才选拔制度都有可能遗漏掉一些优秀的人才。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如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以为需要的是熟知相关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具备观察、使用、考验人才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地照搬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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