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去世的父母、奶父奶母！
母 亲
母亲真的走了。
2009年2月6日，旧历正月十二晚上，大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是三哥从遥远的老家打来的。三哥告诉我母亲走的消息显得很镇静，她说母亲走得很安详。我却感觉有点意外。
母亲患老年痴呆症虽然已经有多年了，但是身体机能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每次从老家来的消息都是说：“每餐能吃两碗饭，还能走很远的路。只是不认识人了，包括自己的亲人”。怎么现在突然就走了呢？“晚上六点钟还刚吃完饭，第二天10点钟的时候就走了”，三哥说。
母亲真的走了。
她应该是没有什么痛苦地走了。去年暑期我还回到老家看望她，那时她虽然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但是我们四目对望的时候，她似乎仍然表现出某些异样。我听说那时她能说出的名字就是她的父亲，我外公的名字。我在家排行靠后，出生的时候外公早已离开人世，因此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但外公却是母亲最后的记忆。我知道，在母亲逐渐被破坏和消失的脑细胞中，我的身影和言行已经幻化为某些离散的碎片，支离破碎地散布在40多年的历史中。这些碎片因为我的长时间的疏远，已经在她的记忆中交织不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了。但对于我来说，母亲那张熟悉和经年老去的面孔，似乎永远刻在记忆的深处。此时此刻，正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子中回放。
记忆中最为温馨的是冬天，母亲坐在那张结实宽大的老式牙床边（那张牙床一定是母亲当时最值钱的陪嫁，我后来在外面学习、工作和生活，再以没有睡过如此宽大结实的床了），一边缝着衣服，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或者哼唱一些类似摇篮曲一样的低沉婉约的调子：“灯光，灯光，满屋子亮，娘在灯下补衣裳。”有些颂扬孝顺或者善良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故事中总是有些鸟呀，兽呀之类的传说。多少个夜晚，我和弟弟常常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眼睛望着煤油灯光照在牙床周围的帷幔上，看着那一串串蜡染的葡萄图案，逐渐进入梦乡。
记忆中的另一个画面是母亲跟父亲用铜钱刮背。这是一种缓解疲劳的方法。父亲劳累了趴在床上，我端着煤油灯，母亲用一枚偌大的铜钱，在一小碟菜籽油里蘸一下，然后放在油灯上快速烧一下加热，再用它在父亲的背上刮。从左右肩胛骨到脊柱两侧对称地刮。这个动作不断重复，直到用铜钱和油刮的部分变得越来越红，父亲背上显示一个大大的“介”字，就算好了。每次都得用1个来钟头。我不知道这种土办法是否真的缓解了父亲的疲劳，反正那种场景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我后来越来越多接受现代西方科学的一些东西，对郑晓龙在电影《刮痧》中展示的这种疗法越来越怀疑。但我终于不怎么关心这种办法是否真的管用，那时却是相信它了，自己也逐渐学会了这种办法并试着跟父亲刮过几次背。只是后来我离开村子到外地念书，就再也没有帮父亲刮过背了，也不知道母亲从什么时候才停止给父亲刮背。
我对老家的疏远应该是从上高中以后开始的。虽然每个寒暑假都回家，并且很卖力地帮助干些家务和农活，但是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逐渐减少了。到上大学和研究生期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母亲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倒逢人便告诉人家我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假期依然回家干挑粪、收包谷、晒谷子之类很脏很苦很累的农活，看不出是一个念书人。我自己当然觉得干这些是理所应当的。那会哥哥姐姐都在外工作，家里缺少人手。我念大学那会虽然有助学金，但是旅费和杂费仍然需要家里和哥哥姐姐们资助。每次假期回校之前好几天，父母亲都会把积攒的钱准备好。母亲总会在我离开的前一个夜晚，在煤油灯下展开用纸包好的钱，大多是一些零钱凑起来的，一一清点了给我。父亲则在一旁来回走着，叮嘱路上要小心之类的话。每次他们都会送我到村口，目送我背着行囊，消失在西边那条石板路的尽头。今天，当我翻开那本泛黄的小本子，看到以前记录的那一次次从父母亲手上接过的钱，真是百感交集：“1984年第一学期：60+20+10=90元；1985年第二学期：45元；1985年第三学期：30元；1986年第四学期：45+40=85元；1986年第五学期：32元；1987年第六学期：50元；1987年第七学期：50元；1988年第八学期：60元……”这些数字今天看起来已经微不足道了。一学期父母给我的钱可能就是今天孩子们一顿麦当劳快餐的花费，但是在那个时代，父母给予我的那些支持，不知包含了多少他们的辛苦和节约。
母亲的老年痴呆症是慢慢严重起来的，她那会巡回着到哥哥姐姐家生活。她常常会从外边捡回来一些瓶子、书报之类的废弃物，在我那里居住的不长的时间里也是这样。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1998年她乘飞机来太原时，把飞机上发的一次性餐具带回家，藏到自己的枕头下很长时间。我也听到越来越多对她的抱怨，包括我自己有时也叫她不要捡回来这些“垃圾”。现在想想，她那些无法控制的行为，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生活造成的么？那个时候她要拉扯大那么一家人，为六个孩子的生计忙碌，天天想着怎么省吃俭用、生怕第二天家里没有吃的、用的，因此需要千方百计节约。我们经历了不到20年的看似富裕起来的生活，可是母亲却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困苦艰难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富裕的今天养着一个孩子，而她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养活着六个孩子。谁应该去理解谁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越发凄楚，为当初哪怕一星半点的对母亲的抱怨自责。
……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反复端详着母亲的照片。那是我昨天晚上去照相馆紧急赶制出来的，哥哥来电说还缺少这样一张照片。照片是五年前我给她照的一张穿着紫色衣服的正面照。面部安详的和蔼老太太的样子。十一年前我送母亲到机场是在那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她头脑和身体都还好，只是爱唠叨，总有很多话要说，大部分是关于她的过去的经历的，我多半会听她说些这样那样的琐事，但是有时也不耐烦。现在想想，我真该多听一些，那怕是不连贯的关于过去的记忆。
记不清多少次在机场候机，为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这一次，我要去为生我养我的人做最后的道别，感觉有某种真切的但又抓不到手里的东西跨越时空，在跟我默默对话。我是不相信灵魂的，可是我相信有关母亲的记忆，会长久地刻在我的大脑中。倘若将来有一天我也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在最后一刻，或许我能呼喊出来的声音依然是：“妈妈！”
于太原武宿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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