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去世的父母、奶父奶母!
母 亲
母亲真的走了。
2009年2月6日,旧历正月十二晚上,大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是三哥从遥远的老家打来的。三哥告诉我母亲走的消息显得很镇静,她说母亲走得很安详。我却感觉有点意外。
母亲患老年痴呆症虽然已经有多年了,但是身体机能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每次从老家来的消息都是说:“每餐能吃两碗饭,还能走很远的路。只是不认识人了,包括自己的亲人”。怎么现在突然就走了呢?“晚上六点钟还刚吃完饭,第二天10点钟的时候就走了”,三哥说。
母亲真的走了。
她应该是没有什么痛苦地走了。去年暑期我还回到老家看望她,那时她虽然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但是我们四目对望的时候,她似乎仍然表现出某些异样。我听说那时她能说出的名字就是她的父亲,我外公的名字。我在家排行靠后,出生的时候外公早已离开人世,因此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但外公却是母亲最后的记忆。我知道,在母亲逐渐被破坏和消失的脑细胞中,我的身影和言行已经幻化为某些离散的碎片,支离破碎地散布在40多年的历史中。这些碎片因为我的长时间的疏远,已经在她的记忆中交织不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了。但对于我来说,母亲那张熟悉和经年老去的面孔,似乎永远刻在记忆的深处。此时此刻,正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子中回放。
记忆中最为温馨的是冬天,母亲坐在那张结实宽大的老式牙床边(那张牙床一定是母亲当时最值钱的陪嫁,我后来在外面学习、工作和生活,再以没有睡过如此宽大结实的床了),一边缝着衣服,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或者哼唱一些类似摇篮曲一样的低沉婉约的调子:“灯光,灯光,满屋子亮,娘在灯下补衣裳。”有些颂扬孝顺或者善良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故事中总是有些鸟呀,兽呀之类的传说。多少个夜晚,我和弟弟常常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眼睛望着煤油灯光照在牙床周围的帷幔上,看着那一串串蜡染的葡萄图案,逐渐进入梦乡。
记忆中的另一个画面是母亲跟父亲用铜钱刮背。这是一种缓解疲劳的方法。父亲劳累了趴在床上,我端着煤油灯,母亲用一枚偌大的铜钱,在一小碟菜籽油里蘸一下,然后放在油灯上快速烧一下加热,再用它在父亲的背上刮。从左右肩胛骨到脊柱两侧对称地刮。这个动作不断重复,直到用铜钱和油刮的部分变得越来越红,父亲背上显示一个大大的“介”字,就算好了。每次都得用1个来钟头。我不知道这种土办法是否真的缓解了父亲的疲劳,反正那种场景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中。我后来越来越多接受现代西方科学的一些东西,对郑晓龙在电影《刮痧》中展示的这种疗法越来越怀疑。但我终于不怎么关心这种办法是否真的管用,那时却是相信它了,自己也逐渐学会了这种办法并试着跟父亲刮过几次背。只是后来我离开村子到外地念书,就再也没有帮父亲刮过背了,也不知道母亲从什么时候才停止给父亲刮背。
我对老家的疏远应该是从上高中以后开始的。虽然每个寒暑假都回家,并且很卖力地帮助干些家务和农活,但是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逐渐减少了。到上大学和研究生期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母亲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倒逢人便告诉人家我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假期依然回家干挑粪、收包谷、晒谷子之类很脏很苦很累的农活,看不出是一个念书人。我自己当然觉得干这些是理所应当的。那会哥哥姐姐都在外工作,家里缺少人手。我念大学那会虽然有助学金,但是旅费和杂费仍然需要家里和哥哥姐姐们资助。每次假期回校之前好几天,父母亲都会把积攒的钱准备好。母亲总会在我离开的前一个夜晚,在煤油灯下展开用纸包好的钱,大多是一些零钱凑起来的,一一清点了给我。父亲则在一旁来回走着,叮嘱路上要小心之类的话。每次他们都会送我到村口,目送我背着行囊,消失在西边那条石板路的尽头。今天,当我翻开那本泛黄的小本子,看到以前记录的那一次次从父母亲手上接过的钱,真是百感交集:“1984年第一学期:60+20+10=90元;1985年第二学期:45元;1985年第三学期:30元;1986年第四学期:45+40=85元;1986年第五学期:32元;1987年第六学期:50元;1987年第七学期:50元;1988年第八学期:60元……”这些数字今天看起来已经微不足道了。一学期父母给我的钱可能就是今天孩子们一顿麦当劳快餐的花费,但是在那个时代,父母给予我的那些支持,不知包含了多少他们的辛苦和节约。
母亲的老年痴呆症是慢慢严重起来的,她那会巡回着到哥哥姐姐家生活。她常常会从外边捡回来一些瓶子、书报之类的废弃物,在我那里居住的不长的时间里也是这样。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1998年她乘飞机来太原时,把飞机上发的一次性餐具带回家,藏到自己的枕头下很长时间。我也听到越来越多对她的抱怨,包括我自己有时也叫她不要捡回来这些“垃圾”。现在想想,她那些无法控制的行为,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生活造成的么?那个时候她要拉扯大那么一家人,为六个孩子的生计忙碌,天天想着怎么省吃俭用、生怕第二天家里没有吃的、用的,因此需要千方百计节约。我们经历了不到20年的看似富裕起来的生活,可是母亲却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困苦艰难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富裕的今天养着一个孩子,而她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养活着六个孩子。谁应该去理解谁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越发凄楚,为当初哪怕一星半点的对母亲的抱怨自责。
……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反复端详着母亲的照片。那是我昨天晚上去照相馆紧急赶制出来的,哥哥来电说还缺少这样一张照片。照片是五年前我给她照的一张穿着紫色衣服的正面照。面部安详的和蔼老太太的样子。十一年前我送母亲到机场是在那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她头脑和身体都还好,只是爱唠叨,总有很多话要说,大部分是关于她的过去的经历的,我多半会听她说些这样那样的琐事,但是有时也不耐烦。现在想想,我真该多听一些,那怕是不连贯的关于过去的记忆。
记不清多少次在机场候机,为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这一次,我要去为生我养我的人做最后的道别,感觉有某种真切的但又抓不到手里的东西跨越时空,在跟我默默对话。我是不相信灵魂的,可是我相信有关母亲的记忆,会长久地刻在我的大脑中。倘若将来有一天我也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在最后一刻,或许我能呼喊出来的声音依然是:“妈妈!”
于太原武宿机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9-1 08:51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