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下滑、企业负担沉重、居民消费不旺、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国家日前出台一系列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而相对于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市场人士对财政政策寄予厚望。许多人也盼望国家能打出更多财税组合拳来刺激经济发展。
　　国家免征利息税，这对鼓励消费和投资、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增加个人储蓄存款收益，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不过，光靠免征利息税是难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至于在其他的财税体制改革中，如两税合并、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政策等形成的减税效应，则又另当别论。目前，从各种迹象来看，由于免征的利息税只是小税种，将来可能还会出现别的税种继续被取消，或者说形成减税高潮，比如免红利所得税等。据了解，在香港地区，现金红利及股票红利全部免税。此外，有些国家对股票红利实行递延税收政策，即要到所分红股卖出后才纳税。可见，如果不取消红利所得税，那么上市公司的分红不仅不会增加投资者的回报，相反还会出现分红越多投资者损失越大的不合理现象。
　　同时，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也完全可以加快步伐，无论是扩大所适用的行业，还是扩大试点的省份。这将对微观企业改善现金流状况、减少企业负担、增加研发投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目前国内中小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却仍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当前国内经济面临增长下滑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具有特殊的意义——减税不仅会减轻企业负担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有效补偿民众因高通胀而遭受的福利损失。具体的税务措施应考虑有：出台具体措施将企业所得税率下调的实惠真正落实到企业层面、继续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的增值税全面铺开、一些出口领域的出口退税可以回调等。
　　众所周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中国政府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从外向发展转向以内需为主，从紧缩转向扩张。1998年的经济启动是以财政支出扩张和投资推动为特征的，增发的1000亿国债，再加上银行配套的1000亿，地方配套的500亿，全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时隔10年之后，刺激经济的手段将何去何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李建伟等多位专家表示，提振经济不能重走1998年的老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日前也表示，虽然仍要坚持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但不应再重复1998年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因为与10年前相比，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幅上升，消费占比大幅下降。中国最终消费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7%下降到了2007年的49%。
　　笔者认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确不能单纯依靠投资驱动，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肆虐，中国外需环境的变化或许是转折性的：扩大消费面临着种种掣肘，例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大幅缩水、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未能完善等。我们在减税的同时，应保证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稳定。不过，灾后重建须用大规模财政支出，这意味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消费类支出以增加救灾和基建支出已势在必行。这样调整的好处在于，既可支持灾后重建和经济增长，又可避免财政增支对货币和物价的压力。此前财政部曾表示，中央国家机关今年将一律压缩公用经费5%用于抗震救灾的做法就是一例。
　　减税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组合会使财政支出面临很大的压力么？笔者认为，这种压力不大。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仅比上年增长14%，而据官方数据，上半年我国实际财政收入增速在30%以上。照这样的增速差异计算，今年的实际财政收入将比预算多出8000亿元！而截至6月末，国内金融机构中的财政存款已经达到2.8万亿人民币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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