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播放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看到日本、韩国和伊朗和沙特所代表的亚洲足球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不由得感概万千。作为70年代的人，对中国甲A足球刚刚兴起的情景还记忆犹深，那时的日本足球和我们基本处于一个水平线。我们送出了健力宝队员去巴西训练，同年日本也选择了巴西的踢法作为自己的参照打法。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日本已经“脱亚如欧”，成为世界级的足球强国，连续6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而我们却始终游荡在亚洲三流球队的行列。究其原因，日本首先树立了自己的足球理念，把足球作为“道”来追求。其次选择了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地面传切配合的打法，最后通过职业联赛来磨练自己的技战术打法，打造自己的球星，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并一直沿正确的方向进行努力，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足球风格。而我们即没有树立正确的足球理念，也没有正确选择适合国内运动员的踢法，而是各自为战。虽然也建立了甲A-中超的职业联赛，但却沦落到赌球-假球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宋朝高俅因球受宠而官至公卿，现在多少球员因球发财而衣食无忧，最终多少官员和裁判因假球和赌球锒铛入狱而声败名裂。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人心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而仅仅限于把它作为一种赚钱和“仕进”的工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吗？

日本一万元钞票上印的教育家（福泽谕吉）认为民族的崛起需要三个条件：人心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和经济与实物的改变。这三个条件是顺次而为，没有人心的改变，仅仅改变制度和经济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正如光绪的维新变法仅仅靠改变一些制度是不足以撬动历史的车轮，最终被落后的旧势力扑灭在萌芽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改变了经济和实物，也建立了诸多的制度，但依然存在“观念落后，人心未变”的深层次症结，所以我们总是裹足不前，总是在眼看要腾飞的时候轰然倒地。

不仅足球届如此，学界和知识界也多犯此毛病。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科研经费充足，各种仪器耗材都不缺少，论文发表也节节攀升，扶摇直上。但是我们的很多科研教育制度却制约了科研的深入研究，多有跟踪研究，少有大的创新突破。归根到底，我们的人心还没有“端正”，多有把学术作为“稻粮之谋”和“仕进之阶”的“聪明人”，也不缺把展露头角的学术人才破格提拔作为自己政绩的官员“伯乐”。所谓“正其心，谋其事”，其心不正，行事岂有不偏颇而误入歧途呢？这也许能部分回答钱学森的临终之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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