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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都去哪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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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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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都去哪儿啦

1、李侠 2、韩联郡

（1、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哪儿有人才，哪儿就繁荣？这种如影随形的现象人们早已司空见惯，问题是在二者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如果一路追问下来，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1911–1977）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曾经明确地指出：全部历史以及当前的全部经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最基本的资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后来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1915-2009）更是把经济发展归结为四个轮子驱动的结果，即土地、资本、人与技术，而后两者在当下是寓于一身的。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应该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人才重要，那么为何人才的地理分布还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遗憾的是，当下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渐加大。为此，我们力图阐明两个问题：其一，人才积聚效应形成所需的条件；其二，人才如何改善文化环境与创新潜力。

一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条件

人才集聚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点毋庸质疑。问题是如何形成这种集聚效应呢？当下国内应对这个问题有三种姿态：其一，一些财力比较雄厚的地区喜欢投入重金引进；其二，加强本地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结构改善；其三，采取毫无作为的顺其自然的态度。由于人才具有流动性，导致先前的教育投入有可能随着人才的流动成为准沉没成本，这就是教育所特有的负外部性问题。再加上教育投入回收期的严重滞后，与政绩工程的短期预期不匹配，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维持原状，或者一味向国家要求扶持策略，以此掩盖不作为的现实。就这三种常见的认知模式来说，第一、二种模式虽然不是最优模式，但值得充分肯定，第三种模式最要不得，也是最有害的。

那么形成人才集聚效应需要哪些条件呢？根据前期研究显示，形成集聚效应大体需要如下三个条件：其一，制度支持（以政策安排形式呈现）；其二，经济要素的支撑；其三，文化环境的支撑。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它的流动与配置受多方因素的影响，仅从人才个人角度而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应该是流动的首要驱动力量，再有就是制度环境的宽松与公平、公正，以及适宜的文化环境。仅就利益最大化而言，不单单是收益的最大化，还包括能力与潜力释放的最大化。毕竟，即便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需要人才发挥出作用才可以实现的，如果条件不具备，人才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就无法实现。因此，仅仅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实现人才的集聚效应，目前人才政策运行的实际情况已经说明了这点。要实现人才的积聚效应，需要上述三个条件的协同作用。由于中国目前还不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要素成为掣肘人才集聚效应形成的主要障碍，比如人事档案、户口等，诸多掣肘因素导致人才流动的制度成本太高，这些无形成本直接缩减了人才的流动收益，导致流动行为变得很不经济。因此，制度要素在形成人才集聚效应时应该主动降低过高的制度成本，充分发挥制度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要素对于人才流动是最敏感的，用好经济要素这张牌是形成人才集聚效应的常规做法。至于文化环境则是人才发挥作用，释放潜力的生态环境，如果文化的生态环境不好，制度要素与经济要素的作用都将打折扣。比如一个地方如果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那么，该地则很难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古人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任何人才集聚效应不会在文化荒漠上建立起来，借助于生态学上的食物链概念，我们曾提出人才存量结构的知识梯度差现象。换言之，要形成人才的积聚效应，要有一个合理的从低端到高端的文化链（culture chain）支撑，而且各层级之间的知识梯度差不能太悬殊，否则无法维系稳定的人才积聚效应。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各区域人才从高端到低端的结构分布。高端人才我们以杰青（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为代表，中端人才以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代表，低端以当地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代表。

根据生态学的原则可知：处于学术链条上的位置与人才的流动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即位置高者更容易流动。换言之，越处于学术链条的高端对于学术生态环境越敏感，反之亦然。人才的分布结构清晰显示了处于文化链顶端的人才大多分布于中国制度观念、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反，制度观念、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在高端人才的存量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一人才分布结构直接表明：高端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对于条件的要求最为苛刻。

下面是对杰青项目设立以来所有杰青分布区域的数据统计（1994-2015，合计3400人）

图1：历年杰青区域分布图（根据自然科学基金等网站信息整理）

图1直接显示了杰青群体分布的两个显著现象：其一，杰青作为正处于学术活跃期的高端人才，其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现象，大多杰青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而落后地区的分布则几近于空白；其二，杰青集中的地区除了是经济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外，重点高校密集区也是杰青的主要分布区，如湖北省与陕西省。根据图1可以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与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生态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

目前在我国科技界还有一批高端人才——长江学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从1999年开始实施，截止2015年，完成17批评选，共选出2949位长江学者。由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因而，长江学者入选者主要是大学里的科研人员。下面列出17年间入选长江学者的地区分布，同样符合我们上面提出的人才地域分布特点。

图2：全国长江学者地区分布（1999-2015），根据教育部数据整理

根据图2，可以看出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同样显示出两个特点：其一，制度理念先进、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地区仍然是高端人才集聚效应的主要形成区；其二，即便经济不是很发达，只要重点高校密集的区域也可以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如地处中西部地区的湖北省与陕西省。

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才分布都大体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符合科技活动从构想到实现的发展链条。因为，任何一项科技活动的有效实现，除了要有高端人才提出的创新理念与想法外，还需有广大的中端人才的坚决落实与准确理解，否则任何好的科技活动都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端人才的存在结构是科技活动实现的基础准备。为此，我们选取博士与硕士研究生作为中端人才的代表，下面是我们对2013年对全国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分布情况的统计。

图3：2013年全国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

从图3中可以清晰地发现，2013年北京有7400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遥遥领先其他各省，毕业生超过30000名的省份，分别是江苏省、上海市与湖北省。所有科技实力比较强的省份，其研究生毕业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高级人才比较多的区域能够对高端人才的分布起到吸引与支撑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才的集聚效应是一种空间维与时间维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累积结果。那么，如何能够基于这些现象从政策层面助推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呢？

二人才塑造文化环境与提升创新潜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注意到，二战后西欧和日本很快从二战废墟上重新崛起，相反，那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如经济学家们预测的那样快速崛起。究其原因，在于前者拥有较为雄厚的人力资本，而后者则没有。在这种背景差异下，同样的资源就处于不同的效率状态。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各地几乎从同一起跑线起步，短短三十年时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已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其原因也是如此。由此，舒尔茨提出著名的人力资本命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基于此，人才作为所有创新活动的源泉以及最重要的创新资源，它来自哪里呢？显然来自于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培养。由于目前我国的人才供给渠道主要以国立大学与研究机构为主，市场在人才供给方面的作用还很薄弱，仍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制度性困境（如人才的培养、资格的承认与合法性的认定等）。因此，基于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结构，要改变区域的整体人才库存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基准线的提升，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

任何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因而，决定人才集聚效应出现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当地的文化基准线，对于文化基准线的定义，我们选取当地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粗略代表，这个指标便于计算，同时，教育本身也是文化内涵的最直接载体。下面我们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各地的文化基准线：

图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布图

（数据来源：2012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图4清晰显示出我国文化基准线的两个特征：其一，全国平均文化基准线并不高，仅为8.2年/人，即便按照现在大学招生规模做简单外推，时至今日，全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仅为9年/人左右，这个文化基准线相对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来说，仍然是严重偏低的。这个文化基准线程度也是无法支撑高端科技创新活动，这组数据也间接揭示了为何我国整体创新乏力的深层原因。其二，从图上可以看出文化基准线比较高的地区，也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个结论与上述高端人才的分布区域是一致的。那么如何提高当地的文化基准线呢？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加大教育投入，快速发展当地的高等教育事业。

人才的主要来源渠道无非两种：培养与引进。抛开引进不谈，作为人才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当地文化基准线的高度与人才结构的构成，以及形成人才集聚效应的潜在可能性。

图5：中国高校区域分布图（根据教育部2013年数据整理，不包括军事院校）

根据图5可以清晰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结构的三个特点：其一，高校密集区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也比较好（山东有134所高校、广东有131所高校）；其二，高校密集区域（有10个省份高校数量超过100所，其中高校最多的江苏省有151所），当地的文化基准线也随之普遍比较高。其三，重点高校（以211、985高校为代表）比较集中的区域，高端人才也比较集中。

然而，有些省份由于重点高校比例严重偏低，导致高端人才的存量与结构呈现严重不匹配现象，如河北省和河南省等。相反，湖北省、陕西省等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一般，但由于制度安排的结果，重点高校比较多，因而高端人才的存量与结构都比较合理。这就引申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既有制度结构下一些省份该如何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呢？方法还是有的，如合作办学、创建新的大学、引进研发机构等。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管理者真切意识到改变人才结构与存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才有可能去推动。人才存量与结构直接影响当地的创新成本，创新成本低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创新。这点不难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趋同（暂且把创新产品等同于一般商品），此时谁的成本低，谁就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存活下来。我们设定：创新成本=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固定成本主要包括制度成本与材料成本，而流动成本主要是由人才成本构成，因而，人才成本是创新成本中的一项主要构成要素。根据前期研究，可以印证两个结论：1、人才稀缺的地方，人才成本昂贵，反之亦然。2、高创新成本区，多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才匮乏以及文化基准线比较低的地区，而创新成本低的地区大多位于经济发达、人才丰富以及文化基准线比较高的地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三个明确结论：1、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按照相关性程度高低排序，分别是制度要素、经济要素与文化基准线要素；2、提升文化基准线是形成人才集聚效应的长久之计，也是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文化基准线过低会造成不合理的知识梯度差，当知识梯度差过大的时候，高端人才无法得到来自中低端人才的有力支撑与理解，高端人才会流走，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集聚效应，这就是坊间所谓的“多大的池子养多大的鱼”；3、提升当地文化基准线促成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与知识共识，遏制与消除各类反智主义的蔓延。假以时日，通过提升当地的文化基准线，从而缩小高、中、低端人才之间的知识梯度差，形成一个特定级别的“人才蓄水池”。

没有一个合适规模的人才蓄水池，将留不住高端人才，而低端人才由于缺少高端人才的智力激励与相互学习，从而陷入退化状态，经过时间的累积，本地将被锁定在文化洼地状态，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从而形成源于知识资本的鸿沟。反之，随着人才蓄水池制度的逐渐完善，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从而为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提供支撑条件。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从历史上看是一种累积过程，这就提示我们，文化生态建设必须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化安排，而非短期的运动式推动所能完成的。经济学家阿莫德•波尔弗明确指出：区域能力和知识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追踪区域中参与者的人力资本。这种知识不仅是一个有效的区域能力和知识资本发展计划的前提条件，也是不同参与者的互补基础上的有竞争力的区域联盟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提出三个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构建与当地整体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人才集聚策略，切忌好高骛远，浪费资源与发展时机。遗憾的是，目前运行的严重趋同的人才政策在很多地区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为了避免陷入政策陷阱：即政策目标与政策运行后果出现南辕北辙现象，各级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只是降低制度成本，营造宽松的、公正的制度环境。

2、加大教育与科研投入，前者有益于快速提高文化基准线，后者对于高端人才的涌现是高度正相关的。其实，大学本身就是永续的人才蓄水池。很多管理者总是担心教育的外部性问题，即本地花钱培养了人才，几年后学生毕业就走了，花冤枉钱。其实，这是极其短视的看法，好的环境会吸引更多优秀学生的到来，这些源源不断的短期人才构成了当地永不枯竭的长期人才蓄水池。往深里说，文化基准线与人才结构的提升，直接改变了当地的生产函数，会促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舒尔茨认为：如果受过教育的人在评价新的或有所改进的投入品种上更为内行，如果他能更为迅速地区分生产率反应中系统的和随机的因素，那么，在动态过程中，受过教育的人将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把舒尔茨的话说得再通俗一点：文化基准线决定了当地群体的整体格局与眼界，在此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人才则具有更高的领悟与是实践能力。

3、应该实行分级人才集聚效应框架建设，避免趋同，形成顶端与基部的协同发展局面。在全国区域内，人才金字塔的结构往往是这样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从而形成高端人才集聚效应；中端人才集中在中等发达程度的地区，从而形成中端人才的集聚效应（如东北地区）；落后地区，加紧文化基准线建设，从而为向高一级的人才集聚效应跃迁做准备。这种安排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效率，以及各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比较优势，如有些行业在某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如景德镇的陶瓷业、吴桥的杂技等），从而可以形成特殊行业的高端人才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效应与当地的整体经济、文化发展水准并不直接相关。

人才集聚效应的重要性在于：从宏观层面来说，它对区域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它释放了人才的潜力与创造力并促成了知识资本的积累与扩散。因而，针对阻碍集聚效应形成的多个因素要进行大胆改革，并使之与人才的内在偏好相匹配。那么，落后地区也是可以从路径依赖的惯性中解放出来的，并实现局部优势领域的人才集聚效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伟大的奇迹都是从这些微小的变革中开始的。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表在《今日科苑》2016（4）上，与曹老师合作很愉快，是为记！原文9张图，考虑到页面原因，删掉四张图，人才话题先聊这么多，后续要写两篇其他类型的文章。

说明：文中第一张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