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的贬值与思想的缺席

李 侠

据《中国财经报》报道：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外交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管理在华举办国际会议（2011-2-14）。仔细研读这份通知，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有趣问题。

这则简短的通知，虽然只是提纲式地列举了8项相关内容，但其中的内涵却极其丰富，抛开与国家行政指令有关的条款外，其余四条，则主要关注国际会议带来的经济问题。前者可以约略看出国家对于学术安全的某些担忧，后者则指涉了政府对当下过多过滥的国际会议造成的越来越大的经济浪费的强烈不满。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以科技会议为模板，需要对会议的作用以及发展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大体来说，会议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公共的信息交流平台。通常采取针对某一个问题，受邀的参会者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观点，借此达到传输信息的作用，期间其他参会者就主题进行相关的深入探讨与交流，从而达到认识提高的目的。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一个标准的会议模式应该是这样的：信息的发送者——渠道——信息的接收者。其中，发送者相当于会议中的主题发言，而接受者相当于参会人员。为了完成信息的交流，渠道或载体就是这里要谈的会议。从理想状态来说，会议作为一种载体它在信息传输中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纯粹传播功能，并不负载太多其他的目的。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日益增多以及便捷化，会议作为一种信息传输载体的功能在迅速弱化。即便如此，在大科学时代，会议的功能也是不容否认的，它具有其他载体所不具备的在场性，换言之，通过期刊、媒体、网络了解的信息是静态的，无法实现双方的交互作用，而会议则使得信息交流具有了即时性与互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灵感的产生与这种在场的即时性与互动性密切相关。因此，虽然会议在单纯的传输信息方面的作用在弱化，但是，它所拥有的即时性思想火花却是其他传播载体所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身处信息时代，会议的作用仍是不可取代的。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即国际会议问题。所谓国际性无非指涉了两种潜台词：空间的最大化以及水平的先进性。其实，第一点空间的扩大化没有问题，否则就不用加这个定语了，问题是，国际性与水平的先进性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换言之，两者并不具有必然性，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认定国际性就等同于先进性，是因为国际间存在的技术梯度造成的错觉，进而把这种梯度混淆为上述假定。另一方面，造成当下不计成本地热衷于高举国际性大旗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科技评价体系出了问题。

促成这次严格控制在华国际会议的通知出台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经济浪费问题。这一点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虽然目前还无法查到每年在这方面的具体支出数额，不过考虑到国际人员往来以及参会规模的庞大，这种花费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中国科技投入还严重偏低的情况下，过多过滥的国际会议无形中已经侵害了实际的科研事业的发展进程，由于经费挪作他用，变相地减少了对科研的实际投入，更加剧了宏观上科研投入不足的现实。由于思想稀缺性的硬性约束，过多的国际会议所具有的思想内容被快速稀释，导致国际会议的价值严重贬值，这种贬值是思想缺席与稀缺的必然结果。所谓思想缺席主要是指一些人假借会议的机会实现其他目的（如旅游或者结交人脉等），而并非是为了传播思想，导致一些国际会议从思想交汇的阵地，演变为单纯的交际与观光的舞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会议输出的内容越来越少，而用于购买思想内容的花费却逐渐升高的时候，这种行为是极度不经济的。国际会议的泛滥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关，这种背景决定了思想输出方认为，中国支付得起国际会议的开销，而中国文化中对西方的习惯性逢迎，也无形中加剧了这种趋势。再者，影响中国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毕竟这里有14亿人口，只要看看港台歌星坚决不放弃大陆市场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道理。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在华国际会议出现井喷的态势。我们希望高质量的国际会议为我们带来新知、新见以及启迪，问题是，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的，当市场需求过于旺盛的时候，而思想供给的不足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投机者：稀释思想，从而导致会议人为地贬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控制国际会议的过多过滥现象，是有道理的，但是要避免因噎废食，在缩减国际会议的同时，还要增加其他的信息交流的渠道，以此弥补由于控制造成的信息总量的减少对科技事业的影响。超级科学时代，科研一刻也离不开信息的支撑，所以应该加大公共信息基础平台的建设，以此服务更多的人，真正做到信息传输的高效与优质。

国际会议的过多过滥，在实践层面造成危害主要有两点：首先，这种盲目的所谓国际化取向，助长了错误的科研评价体系逐渐制度化。一旦这种惯例制度化，终结起来越发困难。其次，我国的科研经费预设的投入结构严重不合理，导致科研中的荒谬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扭曲了科研环境。不客气地说，我国的科研经费的预设投入结构是典型的采购模式，而不是研究模式。换言之，科研人员在这种模式下就是一个设备采购员，而非研究人员。各种经费预算的构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非人科研”现象。笔者曾戏言，中国的科研经费挽救了无数国外的设备、药品等制造企业，唯独饿死了本土科研人员。为了扭转这种非人局面，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打起国际会议的主意。毕竟会议的开支还是可以符合这种经费模式的。同时，举办国际会议不但可以变相地转移经费，还可以营造学术人脉，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国内的评价体系越发无原则地西化，招牌越大越容易得到承认。召开国际会议既满足了评价体系方的要求，又使当下模式中承办者的个人收益最大化，反正经费到期用不完是会被收回的。问题是，科研是要人来完成的，任何时代，人都是整个科研流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目前的经费支持模式恰恰造就了有钱开会买设备，却无钱用来研究的怪现状，如此荒谬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特色科研资助模式酝酿的怪胎。科技界如果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请从改变经费支持模式开始。一旦经费支持模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那些贬值的国际会议马上会减少，毕竟大多中国人都是从苦日子熬出来的，惯于精打细算。从骨子里说，中国人是节俭的，如今的中国人之所以开始胡乱烧包，是因为荒谬的政策安排导致荒谬的应对策略。当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潜规则时，国家和个人都受到了伤害，而且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责任，再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并且下落不明。

2011-3-20于南方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新闻》2011（4）期，已经与编辑核实过。文中图片来网络，据作者介绍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乡下的景色，觉得不错，借来一用，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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