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支撑条件看东北退化现象的成因

缪秋民  李侠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造就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期间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区域其运行效果竟然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时间累积作用的放大下，在区域间形成巨大的发展落差，东部沿海地区历经40年的发展已经巩固了坚实的领先优势，而传统的优势地区则在这些年里将其优势消耗殆尽，竟然沦落为全国垫底。为何会出现这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的现象呢？

20世纪90年代，由于陈旧的工业系统和落后的经济体制，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亏损和困境，被称为“东北现象”。为此，国家通过政策安排的形式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推出振兴东北战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政策角度来说，该项政策是失灵的。同样是为了改变区域的退化状态，有些区域的政策还是有成效的，如针对华中地区实行的中部崛起战略。因此通过两个政策覆盖区域的横向对比更能发现区域陷入退化轨迹的深层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带动经济转型与发展已成基本国策。但各地区在相同的政策激励下，却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依靠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和政府职权的优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东北地区仍深陷在退化路径上，短期内看不出摆脱困境的行动与举措。由此笔者从各维度对“新东北现象”进行简析对比梳理，发现形成退化路径的内在原因，并试图找出破解之策。

从基础支撑条件看差异

任何区域要具备创新能力，都需要满足一些基础条件来支撑创新。五大基础支撑条件分别为制度、经济、人才、文化、舆论，这五大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并非简单的堆积。前三项为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后两项为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要实现创新至少要具备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和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这就是实现创新的最小支撑条件，又根据不同的组合致使支持创新的基础也是多样化的。由于我们国家属于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舆论空间高度趋同，因而，支撑创新的基础支撑条件组合就在“制度+经济+人才+文化”的范围内选择。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制定出效率最高的支撑创新条件组合

近年来，东北地区在创新实现方面陷入退化路径，而与东北地区从国土面积、人口、经济体量方面都较为接近的华中地区则逐渐走出退化并进入进化路径，因此，将这两个地区做对比来反映区域差距产生的内在成因。其中华中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东北地区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人才基础支撑条件的对比

任何创新都是人的行动的结果，区域间的创新能力的差距首先要从人的方面寻找原因。可以把创新能力分解为两个部分：技术能力与接收能力。前者与高端人才的存量有关，而后者是由区域内中低端人才与文化基准线决定的。一个地区存在合理的知识结构，这个区域的科技潜力才能由想法变为现实。如果只有高端人才而没有与之匹配的中低端人才以及较高的区域文化基准线，那么再好的想法也无法落地生根；反之亦然。

图1：2013—2017年东北和华中地区长江学者和杰青数量

选取长江学者与杰青群体作为我国典型的高端人才的代表，图1选取两地区的新增数量来证明两个地区在技术能力上的差距。据统计2013—2017年五年间，东北地区的长江学者和杰青总数与华中地区相差30名。从具体的省份分布来看，东北地区各省的长江学者和杰青数量比较平均，而华中地区则分布非常不均衡，仅湖北省的长江学者及杰青数量相当于整个东北地区的总量。辽宁仍是东北地区的人才中心，而湖北则是华中地区的人才中心，但湖北（112名）新增高端人才是辽宁（53）的一倍，仅从人才基础支撑条件来看，湖北的创新能力比辽宁强。

图2：2016年东北和华中地区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

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我国典型的中低端人才的代表，图2选取了两地区在2016年新增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总数量对对比。在研究生方面，东北地区为28.8万人，华中地区为29.9万人，两个地区的研究生数量总体相当，并且各省份之间的人数也整体均衡。在本科生方面，东北地区为300.6万人，华中地区为570万人，东北地区的本科生数量几乎为华中地区的一半。根据人才金字塔结构来测算，华中地区高中低端人才的结构比东北地区更为合理，这意味华中地区在知识转化方面要比东北地区更有效率。

图3：2016年东北和华中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区域内人均受教育年限一般被视作当地的文化基准线，这个指标直接决定一个区域的底层民众对新理念和新科技的接收能力，同时，这个指标也从侧面标度了所在区域的文化水准。图3反映了两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两个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体约为9.3年，其中东北地区内任一省份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华中地区的每个省份。这也间接说明，在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上，东北地区并不输于华中地区，那么造成东北创新能力孱弱的因素应该另有原因。

经济基础支撑条件的对比

图4：2012—2016年东北和华中地区R&D经费投入比较图（根据各年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图4反映了2012—2016五年间两个地区R&D经费投入的绝对值情况，可以看出，华中地区各年份整体投入要高于东北地区，约为其两倍，并且华中地区的R&D经费投入呈逐年增长态势，而东北地区除吉林外，黑龙江和辽宁省的R&D经费投入从2014年起开始下滑，并且河南省在2015年R&D投入超过辽宁省。任何创新都是需要靠资金的投入量作为基础。东北地区相对于华中地区创新后劲明显不足。

图5：2012—2016年东北和华中地区R&D投入比例比较图（根据各年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图5反映了五年间，两地区R&D投入占当地GDP比例的情况。从整体的数据来看，两个地区在这五年里R&D投入占GDP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华中地区R&D投入强度要高于东北地区，其中辽宁省数据波动较大。从趋势上看，东北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出现停滞甚至逐年减弱现象，而华中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则呈现明显的逐渐上升态势。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两地区的整体社会发展差距将不可逆转的扩大。

表1：2010—2014年东北和华中地区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单位：篇）

科技基础支撑条件的对比

对两地的科技产出方面，因科技产出分为科学产出与技术产出，固选取各区域发表的科技论文（国际+国内）数量代表该地区的科学产出，以国内三项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授权数代表该地区的技术产出，这两项指标合计反映该区域的科研产出情况。从表1可得出东北和华中地区在五年时间内科技论文发表的篇数基本上维持在一定水平，呈现小幅波动，没有明显的跳跃现象。从总量上看华中地区发表的论文数比东北地区多，主要是湖北省发表数量多而体现出优势。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在投入趋同的情况下，东北地区更有效率，换言之，仅就发表论文而言，东北人才比华中人才付出更多。

表2：2012—2016年东北和华中地区国内三项专利授权数（单位：件）

（注：表1、表2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整理）

根据表2的五年跨度内，东北地区国内三项专利授权数只有吉林增长较为明显，辽宁增长缓慢，黑龙江则出现下降，反观华中地区，河南、湖北在这五年内专利授权数几乎增加了一倍。根据表格中的数据以及当年的R&D经费投入总量，还可以粗略计算出生产一项科技成果的成本。为了简化起见，可以将科技论文与专利算作同类产品，所以，科技成果的成本=当年的R&D经费/（当年科技论文数+当年三项专利授权数）。

创新基础支撑条件的对比

图6:2012—2014年东北和华中地区创新成本比较图

图6选取2012—2014这三年时间内两个地区的创新成本变化情况。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创新成本都不低，平均水平在60万元/件左右，并且呈逐年小幅上涨的趋势。但东北地区的创新成本比华中地区低，这再次证明在目前的投入状况下，东北的科技人员比华中更有效率，也更累，显然，东北创新乏力的状况并非科技人员不努力的结果，而是投入偏低、人才存量不足与流失造成的。另外，传统计划经济优势地区，创新成本严重偏高，这也意味着计划经济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从本性来讲，创新行为偏好于市场经济环境。

收入基础支撑条件的对比      

图7：2005、2011—2015年间东北和华中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比较图

（注：以上数据根据各年份《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整理）

除了科技论文和专利授权数量能直观反映科研产出外，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代表该地区的高技术产值，而高技术产值表征了创新成果的实现程度，也更能体现科研成果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图7显示：2011—2015年间除辽宁省以外其他五个省份的高技术产值均稳定增长，但东北地区增长非常缓慢而华中地区则增长迅速。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科技产业带动了华中地区的经济腾飞，而东北地区则呈现出增长乏力与后劲不足的态势。从体量上看，2005年东北地区的高技术产值与华中地区相近。华中地区产值是东北地区的三倍。其中辽宁省在2005年高技术产值排在六省第一名，而经过十年发展之后却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黑龙江从第三名变成最后一名。

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看东北退化的内部成因

时代错置

东北退化现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已经很多年了，国家为此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时至今日，东北退化的趋势丝毫未减。很多研究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不利、计划经济思维严重，更有人把这种情况直接归因于东北地区极度严寒的环境等，这些说法纵然有些道理，但充其量是次要因素。根据上述实证数据展示造成东北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贫乏，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大环境中，东北仍然停留在粗放的工业经济时代，时代的错置才是造成东北退化的主要原因。

五要素框架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在当下，知识与人才是嵌入关系，即知识蕴含在人才的头脑中，有了人才也就等于有了知识。基于这种基本理解以及从支持创新的五要素框架模型中，可以发现东北摆脱困境的出路所在。

知识要素不同于普通商品要素的关键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即知识具有从不同主体间、区域间传播、流动与扩散的特点。要使知识的溢出效应成为现实，需要具备适度的知识梯度差。形成知识梯度差需要三个条件：首先，具有知识高势能点。这些高势能点以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高端人才为代表；其次，知识支撑面。知识在传播与扩散过程中需要知识支撑面，只有经过这个知识台阶，溢出所呈现的正外部性才是可能的。知识支撑面多以中低端人才为依托，在当下构成知识支撑面的一般是研究生、本专科生这一梯度的人才；最后，知识的接收面。知识的最终使用者是公众，他们也是创新实践的主要承担者，这部分人群对知识溢出的接收能力与教育基准线直接相关。有了这三个条件，知识梯度就分别对应“人才金字塔”的不同层级，从而促成知识的有效传递和创新的发生。

从高势能点来看，东北地区的长江和杰青数量和华中地区大体相当，而且分布更均衡。再来看知识支撑面，研究生数量上两者也是水平相当，在本科生方面，东北地区本科生仅为华中地区的一半，单从知识支撑面的状况来讲，东北的知识支撑环节比华中地区弱。从知识接收面来讲，东北地区平均教育年限略高于华中地区。所以，从人才要素条件来说，东北地区不输于华中地区。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知识高势能点充足但是支撑面较弱，容易导致知识流失，而华中地区的知识高势能点有上升的空间，知识支撑面已经非常庞大厚实，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对知识的吸收和应用效率会更高，因此知识转化成经济实力的水平也随之提高。

东北地区的“人才金字塔”上层梯队人数较多，而在中下部分形成细腰金字塔结构，导致知识溢出效果不理想。东北地区的科技论文产出也并不输于华中地区，在“知识—理论”的生产链条上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因为知识创造主要还是依靠高端人才，与知识支撑面和接收面的关系不大。但在技术创新层面，东北地区近年来的专利授权量远不如华中地区，这是因为开展技术创新需要充分发挥支撑面人才的作用，没有匹配的知识接收梯队，创新很难从想法向现实转化。造成东北地区知识转化率低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东北地区本身的市场化程度严重偏低，无法高效地将知识转化为商品，导致新产生的知识流失或者沉没。

创新成本

东北地区的创新成本比华中地区整体要低。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的创新成本越低，创新越容易发生。然而，现实却是东北地区整体创新乏力。其实，只要对创新成本进行分解就不难发现，这种创新低成本完全是通过科技人员增加额外付出以及降低自己的回报所取得的，这就意味着，做相同的工作在其他地区会获得比在东北地区更多的回报，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且容易导致本地区人才的大量流失。国家发改委官员指出近10年东北流失人才大约100万，这也间接证明了上面的推测。

经济投入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投入。近几年来，华中地区的GDP总量已达到东北地区的两倍之多，两个地区目前主要拉动经济增长的是第三产业。曾经以工业、制造业起家的东北地区近年来第二产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大幅的负增长，原来的老工业基地从作为拉动经济的引擎退化成阻碍发展的绊脚石。在R&D投入上，华中地区的投入总量是东北地区的3-4倍，除去经济体量的因素，华中地区在R&D投入上依然超过东北地区1.5—2倍。由于创新对于R&D投入的激励最敏感，因此，在科研投入上的这种差距，直接解释了造成东北创新乏力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投入不足。这种投入差距会在将来的发展中被时间放大，如果不及时改善未来东北与华中之间的发展鸿沟会日益增大。

既然加大科技投入已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但东北地区投入资本依然不足的原因有这两点：其一，东北经济整体表现不好，在投入方面实在是捉襟见肘，无力投入；其二，由于政绩工程的硬性约束，管理者在任期内只好关注短期利益，而无暇顾及长期利益。从事研发活动无疑是一种见效缓慢的长期投资，不符合管理者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故而不愿意去冒险投资。

东北摆脱退化状态的建议

根据五要素模型，把区域创新能力用公式表达如下：∑区域创新能力=制度₁*（制度₂+经济+人力+文化+舆论），其中，制度₁是指作为调节因素的制度，如激励政策等；制度₂指作为实体存在的机构与政策安排等，根据上述对东北地区与华中地区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造成东北全面退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经济方面，东北地区R&D投入严重不足；其二，制度成本严重偏高，即制度₂抑制创新的发生。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自建国之初就形成了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一批体质僵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致使长久以来形成的制度惰性阻击市场化，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严重偏高，无形中成为创新成本高地，契约与法制无法有效贯彻，独立与自由精神无法养成，这一切促成了明显的逆市场化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包括人才、资金和先进文化；第三，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严重不足，即制度₁严重偏小，再加上不履行契约，出现激励失灵或打折现象，遏制了人才的创新动机与热情；第四，为了冲抵过高的制度成本，人才的额外付出无法得到补偿，导致创新回报降低，如果一旦边际成本等于或高于边际收益，那么创新行动将终止，为了规避这种创新回报缩水的局面，会引发潜在的人才大量外流趋势。

由于东北地区经济整体形势的硬性约束，短期内加大科技投入的空间比较小，即便如此，还是要力所能及的加大投入，这不仅仅能够直接刺激创新，同时也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在投入与人才方面，由于改革空间有限仅维持小幅上涨即可。关键是在余下的三个基础支撑条件里，东北地区最有优势释放创新潜力的因素就是降低制度成本，对其生存空间里的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造，实行自贸区政策，遏制政府的权力之手过多、过滥地越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中小企业留出发展空间，这将极大地倒逼制度成本的降低。另外，结合东北整体的人才优势以及文化基准线比较高的优势，继续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新文化的形成，以新的文化倒逼制度改革。假以时日，经过这些艰苦的努力，东北才能摆脱路径依赖现象，从而实现凤凰涅槃似的重生，以脱胎换骨的面貌，步入进化的轨迹。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春节期间，我和缪秋民同学就这个话题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希望能对某些现象给出我们的解释，现在文章发表在《高科技与产业化》2018（4）上，在投稿过程中马老师和编辑部对稿件进行了重新编排与修改，现在越发觉得任何文章的成稿与刊出过程，都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与马老师有过多次合作，一直很愉快，这是原稿，以刊物发表为准，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