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规划数量过多，城镇化的质量、城市发展水平与规划数量成反比。其实上，二者之间也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9月23-24日在天津召开的2014（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上，我接受了《都市世界》的专访，表达的上述观点。下面是我按采访提纲提交的稿件。有关采访情况也经浦实的整理，在下列网址发表：http://cityup.chinasus.org/people/focus/20140922/109703.shtml。
1、从近日召开的2014中国地产设计创新论坛上传来一个新的认知，就是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过黄金十年后，受到市场、政策的影响进入了白银时代，从顶层设计到下层建筑都在寻求转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白银时代的？中国国土环境现状是如何？
我不懂地产。不过，我觉得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下：一是住宅的基本功能是给人居住，以人的居住功能以外的其他建造或购买房产的行为都是投机的，都不会长久；二是人均住宅面积应有其适宜的大小，居住面积过小肯定会影响舒适性，太大无疑也将是居住的负担；三是中国城镇化水平到底会达到多少？如果说目前是52%以上（姑且不论这一数据的真实性），未来要达到70%的合理性、正当性存在吗？所谓的国际经验能否套用在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或道路上？四是任何一个城市，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应该有其适宜的规模（当然，也许这一理论上的适宜规模并非现实任务城镇化模型能解的），但不妨反过来思考，任何一个城市不可能永远、无限制的增长或扩张下去（这大概没有人会置疑），因此城镇化“零增长”、逆城镇化、城市空心化等应该也会在中国会出现，只是“什么时候？率先出现在哪个（些）城市？是局部出现还是全面出现？”等问题尚待时间来回答；五是根据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内容之一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核心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这里的两个“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建设用地的城乡建设空间要“减”，即须相应压缩建设用地规模，甚至逐渐退出一部分建设用地作为农田或自然修复空间。
回归以理性需求导向，应是包括地产在内的各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回归理性，黄金、白银再好也并非人皆趋之，废铜烂铁再不好也并非人皆避之。
2、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的垃圾堆存累积侵占国土土地面积超过5亿平方米，2/3的城市已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对于土壤的污染越发严重，并且已经开始影响到城市发展与国土生态安全。我们虽然同时也在进行垃圾处理设施，但始终在脚步上落后于城市垃圾的增长速度，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对于城市垃圾的可持续再生利用还存在哪些问题？
垃圾处理设施相对于城镇建设的其他方面（如交通设施、供水供气、尤其是地产）处于“天然弱势”，原因很简单，其他方面的建设是“显性”的，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而垃圾处理设施是要是“隐性”的，是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尽管从全局来看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但从局部来看（比如垃圾处理设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如果管理不好，却是十足的“污染源”。这样，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上，城市管理者通常是“得过且过”，能拖则拖，自然也就落后于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落后于城市垃圾的“增长速度”。
近年来城市垃圾增长过快现象确实存在，其原因：一方面快速城镇化导致的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无疑会显著增加垃圾产生量；而另一方面，在过去被作为资源广为回收、利用的所谓旧物，由于资源、原材料价格扭曲（过低）、人力成本上升等使得过去本来回收、再用的旧物直接成为了垃圾。
过去十几年来，许多城市实施所谓“垃圾分类”，也往往难以持续或雷声大雨点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垃圾的回收与资源化利用尤其是所谓循环经济，在现有的价格体系下往往是“循环”而“不经济”。这样，市场力量不愿介入；二是在“一亩三分地”、“自扫门前雪”等中国传统文化下，公众普遍缺乏“公地”意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公众愿意和热情也不高且不持久；三是政府也往往看生本届任期或更短时间内的、显性的政绩，也不愿在垃圾处理设施上花太多的精力和财力。
3、城市的扩张和升级，都会带来工业废弃物、居民生活干湿垃圾等垃圾数量的增量，在国外是否有成熟的处理模式？民众、政府、设计师、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由怎样的作为？
国外的许多废物处理设施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近年来才开始兴建的国内废物（无论是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甚至危险废物，以及废水与废气等）处理的工艺或技术上，与国际包括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落后，但国内与国际相比差距更多体现在设施的质量和运行管理的水平上。今天夏天曾参观法国里昂市一家污水处理厂，该污水厂不仅位于罗纳河里昂市区的上游，而且其周边一路之隔就是居民住宅。当问及污水厂当初选址及运行中是否有周边居民反对时，工作人员自信地说“NO”，工作人员的信心无疑来自“污水厂的曝气池和污泥脱水车间全封闭且负压运行、曝气池且建成屋顶花园”的硬件，尤其是责任心和管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与国际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应体现在垃圾处理设施在国内被视为“邻避”（NIMBY，Not in mybackyard），而国外这些设施附近的居民照常“安居乐业”上。
当然，眼下如何促进上述转变，需要政府、民众、设计师和企业共同努力。政府首先应确保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定企业和设计师尤其是公众能接受的废物处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标准的严格执行；民众一方面作为垃圾等废物制造者应承担起“污染者责任”，包括对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理解与宽容，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监督政府、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参与规划选址和设计；垃圾处理处置运营企业和设计师，在其规划选址、工艺设计、设施运行甚至设施运营后的“褐地”再利用等关键环节，及时、充分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充分听取公众意见保证公众的参与权，公开、透明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情况尊重公众的监督权。
4、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新标准》 GB18485-2014,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您认为这部新标在改善中国环境上有怎样的作用？
标准只是改善环境的第一步。我们国家出台的各类环境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应该有数百项。就这些标准而言，有的甚至相比发达国家也不落后。关键还是在于标准的执行上。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体现了（污染）事后严惩，比如污染按日收费、上不封顶等，以及按污染损失评估情况确定处罚力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都为未来严格执行标准、严格执法提供了法律保证。
5、大学与城市是一种共生关系，知识通过大学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生态环境规划领域，您认为复旦大学在在生态环境规划领域的教学道路上，有着怎样的特色？现在城市高速发展，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我们在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应该如何进行学习实践才能在毕业后与社会接轨？
相比其他规划领域尤其是城市规划，生态与环境规划无论在制度建设、学科发展、行政体系等方面都是落的。作为规划学的一个领域，生态与环境规划应向更加成熟、完善的学科比如城市规划学习。复旦大学拥有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但其院长、总工等同时还是复旦大学环境学系的老师，这在高校里应是少有的，这应是复旦大学在生态与环境规划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的特有条件。近年来，围绕城市环境、城市生态、生态示范创建、环境总体规划、多规融合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参与了国家城市环境规划体系及技术指南研究所编制工作，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转变成课堂知识，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各种实习与实践机会。在课程教学（设有“环境规划原理”等课程）与人才培养上，不仅着重培养、锻炼学生环境规划的实践能力（即编制规划、规划师），更着眼于培养学生对环境规划学科的思考，鼓励学生成为能够推动环境规划学科发展的人才（规划大师）。
6、环境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您认为监管机制应该由谁来主导？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一方面，环境、生态、资源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具有综合性。而当下环境保护部门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历经了环保局、环保总局、环保部的“成长”过程，也是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过程。未来的环保工作，如果继续由环保部门来统筹、监督与协调，其自身应该有两个方向（择其一）：
一是环保部未来进一步“成长”为有些类似于当今发改委：在此情景下，环境保护的各项主要的、具体的工作由相应的部门来承担，比如交通部管理好交通噪声、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农业部门管理好导致当今许多湖泊富营养化的氮、磷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建设部则管理好城市建设中的污水收集、处理、资源化再用等问题，以此类推。但是，各部委的环保事务比如出台政策、制定规划、设立项目等环保决策之前，需要到环保部来综合、平衡、协调、批准，类似于发改委来综合、平衡各部门的投资、预算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进一步强化环保部的职能定位，提升其权限，使其变成可能插手其他相关部委环保事务的“太上部”，拥有类似于当今发改委的“长兄”地位。
二是“虚化”环保部的具体环保职责，强化其他职能部门的具体环保职责。各相关委部管不着、管不了的环保问题，需要拿总的、战略性的、跨部门的环保问题，就由改革后的环保部这个“不管部”来管。这样的话，环保部作为“不管部”还真的是“不用做什么了”，届时也说不定环保问题已经从根本解决了，或者说环保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正好应了中国古代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7、您最近在还进行什么其他工作或研究？未来有什么计划？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从事环境与生态规划、战略环境评价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当下，正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及环境管理转向环境治理，升级版的环境与生态规划和战略环境评价，包括基于生态文明的环境规划理论体系与体制机制的研究，环境规划体系及环境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关系研究（如多规融合下的环境规划），基于生态文明的升级版战略环境评价（2.0）：理论、模式与机制研究等。
8、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至今已经第九个年头了，您能否对中国城市发展做一个简评，并对未来做个展望。
第一个问题中提及“城市发展经历过黄金十年”，而“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也是第九年”，大会与中城市发展的“黄金十年”高度吻合（如果“黄金十年”的说法正确的话）。对于“黄金十年”过后，中国城市规划是否也会像地产业那样进入所谓的“白银时代”，我并不乐观（其中，我对白银时代这一说法已经表达不乐观了），至少，过去十年包括城市规划在内所有规划（也包括了生态与环境规划）“市场”的表面繁荣或可称其为“泡沫”将终止：一方面，多规合一、多规融合的呼声本来就是对过去及眼下规划过多、过滥的反思；另一方面，“一个规划管百年”的呼声也意味着规划修编的频率将会大大降低。此两方面，无疑将大大压缩未来规划编制市场的需求。
而这看似规划的危机，却也意味着规划的转折或再生。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其城镇化水平达到相当高程度之后，城市规划从扩张型转向利益关系调整型，规划学科也从精英决策的综合理性规划转向了协商、沟通式规划。中国的规划学科未来也将面临这一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又恰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无疑应该包括规划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建立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
9、经历过举办九届绿色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的历练，您希望大会官网“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做为媒体今后在哪些方面深入发展为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是城市主体，公众也应普遍关注并积极投身于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实施。治理理念下的多元主体参与规划应是未来的趋势，包括规划编制、决策、实施等各环节。希望大会官网“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成为甚至普通百姓也经常浏览的网站（类似于各大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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