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大发明”之我见
童亨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是去年（2017年）在石大地质楼全院师生的一次党课学习，报告者是一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新鲜，但也十分疑惑。当时就想与这位老师探讨这一问题。但由于报告会后没有设置提问环节，这件事也就放下了。但后来，“新四大发明”这一提法不断地出现在官方媒体中，甚至中国互联网巨头马化腾在两会上也提及这一说法。这让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
据报道，“新四大发明”的说法来源于2017年5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询问了来自20个国家的年轻人，让他们列出他们最想要从中国带回本国的技术，结果“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名列前四。可能是由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结果有人把上述四项技术称之为“新四大发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四大发明”一下子风靡全国。
要讨论“新四大发明”，首先必须了解“发明”这一词（英文是invention）的涵义。我国1979年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辞海》认为：发明是创造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根据牛津词典，invention（名词，动词是invent）：制作或设计以前不存在的东西（produce or design something that has not existed before）。据了解，“发明”这一词虽然在世界各国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但都包含“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这一涵义，均强调“从无到有”。“大发明”则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义，但其涵义大体可以理解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或）发展历史作出重大改变的发明”。
按照上述“发明”的涵义和对“大发明”的理解，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新四大发明”。
高铁：欧盟将“高速列车”定义为在列车在新轨道上超过250公里/小时、在老轨道上超过200公里/小时运行的列车。虽然欧洲在此之前曾有过高速纪录——法国的一列火车在1955年达到331公里/小时，但始于1964年的日本新干线是第一个商业运行的线路，因此，全球铁路组织（UIC）认为日本新干线是第一条高速列车路线。中国的高速列车则始于2008年（日本新干线开通44年后）：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开通了北京-天津间的中国首条高速铁路。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高铁显然不是中国的发明（日本和欧洲也许可以争一争高铁的发明权）。
但令人欣喜的是，通过短短的十年，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大约25,000公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占全球的百分之七十，遍布四大洲二十余个国家。高铁虽然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对高铁作了很多革新，中国高铁已经逐步取代了 “欧标”和“日标”—在2016年九月的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上，中国标准正式被确定为世界通用标准。中国对高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支付宝（移动支付）：据了解，最早一批由移动设备完成的付款发生在1997年的芬兰。芬兰当地媒体报道，芬兰电信启用了通过拨打一个付费电话号码来操作饮料自动售货机的服务，这项服务可以在赫尔辛基机场买可口可乐。然而，一般认为，移动支付技术真正始于2014年Apple Pay首次亮相。然而仅过了短短的3-4年时间，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遍布全国大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把移动支付算作是中国的发明，只能说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网购（电子商务）：据了解，电子商务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国人麦克·奥德里奇（Michael Aldrich）发明了网上购物的概念。奥德里奇利用一种被称为Videotex的技术，通过电话线将普通电视机连接到了当地零售商的电脑而实现购物。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亚马逊（Amazon）和eBay在1995年推出了他们的网站后，电子商务才开始流行。中国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是最近5-6年来的事情，但电子商务的应用量和发展速度在全世界却遥遥领先。
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20世纪60年代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提出了"共享单车"的概念。他们发起的运动被称为“白色单车计划”。然而，由于警方担心“白色单车计划”会造成鼓励盗窃的行为（当时有很多单车被盗），该计划由于最后单车被没收而终止。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单车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哥本哈根。虽然“共享单车”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中国在共享单车领域目前走在前沿，在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革新，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找到自行车，并将其放置在任何地方，而无需将其停放在特定的地方，从而使“共享单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风靡全中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新四大发明”，都缺乏发明“从无到有”的基本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没有一项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更谈不上是“大发明”，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行为。普通公众自娱自乐可能也无伤大雅，但官媒和新闻人物的普遍跟进就不能不让人深思和担忧，用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话说是“忽悠了领导、忽悠了民众，甚至忽悠了自己”，他表示， “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这种自欺欺人和忽悠人行为的危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一个人的“手”忽悠大脑说，它的力量已远远超过熊二，并编出很多所谓的理由，结果大脑作出判断：熊二没有什么可怕的，打赢它不在话下。大脑错误决策的后果是：这个人惹恼熊二后，被熊二一掌拍残（死）。
本文不打算探讨宣扬“新四大发明”的动机，重点探讨其根源。
按照笔者的理解，“新四大发明”被广泛地宣扬和传播的根源可能主要有三：①国民科学素养的缺乏、②不科学的评价体制以及、③ “重表面形象、不重内涵”）的不良文化背景。
科学素养的缺乏 按理说，“发明”这一词的涵义中学生都应能有相对比较准确的理解，但事实上，不光是普通公众，甚至是一些官方媒体人、公众人物等对“发明”一词缺乏准确的理解，把“发明”、“大发明”和“技术革新”混为一谈（公众、官媒和公众人物均广泛宣扬和传播“新四大发明”论调就是有力的证据）。不光“发明”如此，类似的词“创新”也是如此（如很多人把“创新”和“改变”混为一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国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笔者认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是实现中国梦的必备基础）是导致“新四大发明”论调的出现和广泛传播的基础。
不科学的评价体制 评价体制通俗地说就是“指挥棒”，指向那里，人们就打到那里。评价体制的科学性在于：评价结果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实际贡献。目前，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科教文领域评价体制不够科学（评价过程中，拉关系、忽悠人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评价结果被广泛诟病，甚至包括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奖和院士的评审结果（“汉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就是其中的典型实例）。有些宣扬“新四大发明”的公众人物，按笔者的理解，他们不至于不能理解发明的涵义，但“利令智昏”，加入了宣扬“新四大发明”大军的行列。
顺便提一下，评价体制是否科学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评价体制不科学，还怎么能期待大多数人能好好工作、作出杰出贡献呢？
“重表面、不重内涵”的不良文化背景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存在一些一些糟粕。笔者梳理出了中国文化的六大糟粕（①重结果，轻过程；②重形式，轻实质；③重表面，轻内涵；④重数量，轻质量；⑤重感情，轻法律；⑥重感性，轻理性），“重表面、不重内涵”是其中之一。按照笔者的理解，“形式主义”，“名词创新”大行其道与这种文化糟粕密切相关，也是“新四大发明”一下子能风靡全国的根源。
令人欣喜的是，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虽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在应用过程中技术上不断革新，在行业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如中国高铁已取代“欧标”和“日标”，中国标准正式被确定为世界通用标准）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世界上产生极大影响。否定“新四大发明”，并非否定中国人在其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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