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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宋朝人如何“抗疫”

已有 2877 次阅读 2020-6-24 08:07 |个人分类:阅读与评论|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宋朝, 瘟疫, 苏轼, 安乐坊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人正常的生活节奏,幸好有英明果断的决策、齐心协力的奋斗,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战疫”胜券在握!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对古人如何应对瘟疫或者说大范围流行病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意重读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一书,获益颇多,在此与大家分享。

韩老师专事医学史、疾病史的相关研究,在学术上极为勤勉,著述颇丰,一直是我敬仰的学术榜样。几年前,韩老师的大作《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80余万字皇皇巨著将宋朝人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的特点做了系统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今疾病防治和中医药学也有重大现实意义。韩老师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为了更好地向大众传播学术研究的成果,他萌生了将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想法,于是就诞生了这本体量适当、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政府主导、民众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

 

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都会遭遇各种瘟疫,宋朝也不例外。同时,宋朝的瘟疫又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比如,频繁的战争导致疫病大量增加,大量禁军驻守京城导致开封和临安成为全国疫病高发地区,宋朝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使得瘴疫成为南方地区“最流行”的流行病。

瘟疫的新特点以及疫病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和社会动荡,对宋朝统治者提出了新要求。宋朝政府将疫灾与旱灾、水灾、畜灾一起提升为国家四大优先防治对象,将疫病救治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标志,在“天人感性”思想影响下,将疫病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宋朝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改变了宋朝以前应对疫病主要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局面。

这个新的防治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呢?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层面的主要举措包括建立医学机构、编撰医学方书、派遣医学人员诊治、免费发放药物等。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疫情的发现、奏报、调查和初步治疗等。乡绅、医家、僧道等在内的社会民众力量主要辐射官府力量难以到达的乡村地区,通过施舍粥食、发放药物、收留病人、掩埋尸体和祭祀亡灵等措施发挥作用。当然,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的作用都是受到中央政府严厉管控的,有赏有罚,严防宗教化和农民起义。该书认为,这套体系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中国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积极作用。

 

苏轼的抗疫成绩

 

虽然说宋朝中央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核心领导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这些地方官不仅贯彻中央政府的诏令,更是在辖区内身体力行,通过多种形式、发挥抗疫作用。本书介绍了多位地方官的抗疫成绩,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

苏轼曾在多地为官,元祐四年(1089年)至元祐六年(1091年)任杭州知州。苏轼虽然在杭州的时间不长,但政绩却不俗。他曾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也就是后来的“苏堤”。

1089年,杭州大旱,饥疫并作。苏轼甫一上任就投入到抗疫斗争中,并采取了多项果断措施。为保证粮食供应,他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稳定米价;从朝廷得到上百个度牒(度牒是官方发放的可以出家为僧尼并享受相应待遇的凭证),换成米救济灾民;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卖出常平仓的米供给杭州民众。为救治病患,他派医生分坊治病,用的中药方剂是“圣散子方”。这不是苏轼第一次使用“圣散子方”,早在元丰三年(1080年)担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时候,他就用此方剂治疗当地暴发的瘴疾,据他自己说“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圣散子方”被收入了苏轼与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时,也曾用“圣散子方”治疗当地的疫病患者。

现在我们都知道,要想有效控制传染病,就需要将病患隔离收治。宋朝人也明白这一点,因此积极采取措施隔离病人。熙宁九年(1076年),越州知州赵抃曾建立“病坊”专门收治当时的传染病患。面对1089年的杭州疫情,苏轼认为,杭州是水路交会之处,人口流动大,病患也会比其他地方多。于是他筹措资金2000贯,自己又捐了黄金50两,建立了专门收治病患的“病坊”,还储存了专门的钱粮作为“病坊”的日常开销。这一隔离防病机构继续发展,后来更名为“安乐坊”。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采纳权知开封府事吴居厚的建议,下诏在诸路建立类似机构,并于次年赐名“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而且厨舍、汤药、饮食也都分别置办。可以说,这是宋朝在隔离救治传染病人方面的重大成就,与今天的“方舱医院”有异曲同工之能。

 

从“信巫不信医”到“有病视医”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似乎都比较给力,那么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反应如何呢?据韩老师研究发现,宋朝普通老百姓对瘟疫充满了强烈的恐惧感,对疫病的认识既是多元的,也是发展变化的,但总体上看是比较落后的。

宋朝的地方巫术势力比较强大,大部分老百姓又比较迷信,导致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信巫不信医”或“氓疾不治,谒巫代医”的现象。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即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和福建路,也存在着这类现象。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民众将疫病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鬼神作祟。这些错误认识,导致大量患者耽误治疗,甚至坐以待毙。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巫术和邪恶势力的强大,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当时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不能认识到传染病的真正起因,不重视重大传染病的严重传染性,没有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治疗药物,最后要么选择逃跑躲避,要么走上“邪路”,要么就放任到底了。

不过,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政府对疫病防治越来越重视,医药学家和地方官员加强了对医药知识的传播,地方乡绅僧道主动作为,地方巫术势力也受到了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逐渐觉醒起来。有些人终于意识到,要“有病视医”“有病服药”“依方治病”;对于那些因疫病死亡的人,要及时掩埋尸体,避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

 

这样看来,是不是宋朝的“抗疫”工作就可以称得上出色呢?恐怕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据韩老师考证,宋朝境内发生了293次瘟疫,少数民族政权也发生了多次瘟疫,这些瘟疫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单是因之死亡的人口就不可计数。在肯定宋朝取得了疫病认识和防治上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宋朝统治者建立的防治体系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

韩老师的书虽然只有15万字左右,内容却是非常地丰富。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该书还介绍了瘟疫对宋朝社会造成的影响、宋朝官修医学著作对疫病的认识、宋朝政府防治军中瘟疫的措施、宋朝医家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等。鉴古而知今,尤其是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韩老师的研究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了。

 

 

图书信息:

韩毅,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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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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