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并不算太多。97年我进入海洋所念硕士，那时刘先生已届75岁高龄，也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所以日常工作中较少见面。毕业留所后，与先生同在生态支部，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些。这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先生支部活动从来不请假或者迟到，而且学习的时候最认真。当时的会议多数在生物楼的会议室，先生都会从标本馆过来，每次都是提前几分钟到达会场。有时在讨论学习的时候，遇到他不甚了解的事情，他都会提出来，先把基本情况核实清楚，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08年的时候我成了组织委员，先生也已经是85岁，仍然保持着从不迟到的会议习惯，逢有邮件通知都会认真回复。

真正有机会了解先生的治学，还是几次工作中的深入接触。

第一次相对深入的了解先生是我博士答辩的时候，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和我论文的审阅人。送论文初稿的时候心情并没有特别紧张，因为我私下里以为做的还不错，而且虽然都是研究甲壳动物，先生的特长是虾，我做的桡足类要小很多。当时的场景也和我后来见先生的时候差不多，他坐在使他的个头也显得很矮的高大书架中间，眼睛从花镜上面看出来，指着桌上剩余不多的空地叫我放下，一周后来取。可是三天后他的秘书就把论文给我送了回来。那时虽然博士研究生规模还不算大，但据我所知找先生审阅论文的也不会少于三人。吃惊之余，更让我汗颜的是审阅的细致，尤其是英文摘要。尽管已经改动了近乎一半的单词，先生还是建议找另一位英文编审再看一遍。正文虽然改动不算大，但是也遍及了论文的每一个页面。我认真改掉了文中不严谨的地方，而且再不敢认为甲壳动物的研究工作在不同类群之间存在很大距离。

有了审阅的教训，答辩的时候就小心多了。当时有个私下里的评价标准，先生比较关心所里的学科建设，因此逢有他关注的较新的研究方向必会问及该同学是否留所，这也是除了答辩评语外来自先生另外一个层面的认可。虽然我有幸得到了这样的问询，但是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记得有一个种名，在国内没有与拉丁名相对应的中文名称，我自己音译了名字。先生问我为什么这么译，我只好说只是仿照以前先例的音译。尽管先生解释说，属名后面的种名其实是该种最初的采集地名，所以我的音译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仍然后怕于我的一知半解。因为，倘若不是无实际意义的地名，那么就有问题了。从此以后，再有类似的案例，我都会遵循先生的提示，多一些探究和思考。

毕业后我从事近海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的研究，经常查阅过往的文献和非正式出版的资料，发现最有帮助的是先生在三、四十年前领导的胶州湾农牧化调查和山东省海岸带调查资料。在当时的条件下，调查的内容已经与当前无异，而工作量远远超出现在的一些同类调查。尽管有一些只是内部参考的资料，但是这些论著读来都十分亲切，就像是前辈们早就知道会有我这样的后生想从他们的资料中找寻未曾亲历的环境变迁过程。那些数据早已总结的条理清晰，丝丝入理，只待我拿来和现在的数据作对比。

后来的一次国际会议我才知道先生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只是要比我深入的多。先生之后出版了两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洋生物种名录和濒危物种名录，但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搞一次像58年那样的海洋普查。这也几乎促成了我和他唯一的一次项目合作。

先生对我国生物海洋学研究现状保持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直在呼吁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海洋普查，彻底查明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海洋生态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2011年他还亲自撰写了项目建议书递交给科技部和基金委。可是，项目申请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他的研究内容需要整合到一个更大的计划当中去，而且经费额度也有所减少，看似无法完成他原来的构想。我有幸受所里指派替他做一些申请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期间丝毫没有看到先生气馁，他仍然一丝不苟的准备实施计划、调配人手，对完成他的宏大构想充满期待。终究天不遂人愿，项目在2011年底获得科技部立项，计划2013年启动实施，而先生在2012年7月驾鹤西去。

虽然直接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很少，但是他的博学、严谨和执着为我树立了一个标杆。纵然无法企及他指示的高度，我也愿意在他的科研精神引领下，完成未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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