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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究竟是谁保护了日本京都免遭轰炸？”一文后，网友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和王军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还看了不少资料，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搞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梁思成1945年做的工作，与奈良和京都未遭轰炸毫无关系。
梁思成在二战期间做了什么呢？这篇博文中有文革期间他写的材料：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
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发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罗哲文在梁思成逝世多年后说，1944年夏他曾帮助梁思成做这项工作，梁让他把京都和奈良在日本地图上圈出来。罗哲文的回忆显然不准确，首先是日期不对，再有，梁思成1968年并没有提到罗哲文。不过，我们可以假设梁思成没提日本和罗哲文，是怕受到更多的批判。
但是，即便认为他的确把奈良和京都在日本地图上标出来了，还编制了两地的文物建筑清单（这在罗哲文的回忆中没有说），梁思成也与“保护”这两个城市以及其他几个日本城市在二战期间免遭轰炸没有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个别日本城市未受轰炸与梁思成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做的工作这两件没有因果关系、不相关的事情扯在一起。
之所以说没有关系是因为，首先，美军战略性轰炸日本的计划，是位于华盛顿的军方总部人员制定的，保密级别极高，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都是大约一周前才知道目标。轰炸计划的制定、目标的选择没有军方以外的人参与。
第二，人们不了解“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这要从美国二战期间的罗伯茨委员会说起。罗伯茨委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初授权成立的，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导。促成这个委员会的是哈佛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考虑二战后保护欧洲艺术和历史建筑的问题。委员会成立时的全称是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Europe. (负责保护和抢救欧洲艺术和历史建筑的美国委员会)。美国陆军设立了一个相应的部门: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 (简称MFAA), 在这个部门服役的人被称为Monuments Men. (由乔治·克鲁尼导演、许多好莱坞大明星—包括克鲁尼本人—担任演员的同名电影二月初在美国上映，片名中文翻译为《古迹卫士》 )
1944年4月27日，美国海军建议把远东战区也包括进去，罗伯茨委员会全称因此改为“保护和抢救战区艺术和历史古迹的美国委员会”。这之后，作为美国的盟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置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英国也设置了相应的委员会。）
梁思成的工作是为这个非军事机构做的，美国人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在为战后恢复做准备。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与华盛顿的军事指挥部的规划互不通气，证据之一就是，美军把京都作为投掷原子弹的首选目标。
因为美军要比较原子弹和常规轰炸的威力，所以没有对被选为原子弹目标的城市进行夜间的地毯式燃烧弹轰炸。广岛、长崎也都没有遭受燃烧弹的轰炸。在美军对日本进行的战略轰炸中，有包括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在内的67城市大面积被毁，毁坏面积最大的是富山市，达99%！
这么多的城市被这么严重地破坏，几座幸免城市自然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人或者东西“保护”了它们。除了京都和奈良，日本古都鎌倉(Kamakura)、还有倉敷(Kurashiki)也躲过了空袭。
鎌倉人曾认为华尔纳是该城的“保护神”，还为他立了碑。后据一位历史学家研究，鎌倉没被炸是运气，他的研究发现，美军按人口密度排列空袭目标的次序，鎌倉的人口密度排在很靠后的第124位，所以在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前，还没有轮到轰炸它。还有一个运气是，鎌倉没有任何兵工厂。见:http://hamarepo.com/story.php?page_no=1&story_id=2566
至于倉敷，一篇题为“为什么倉敷躲避了空袭”的文章指出，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倉敷之所以能躲避空袭，是因为那里有一家日本最早的收藏欧洲艺术的博物馆，里面有不少著名的西方作品，比如格雷考的《天使报喜》，莫奈的《水百合花》，以及马蒂斯等人的作品。是这些西方艺术品让倉敷免遭空袭之灾。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倉敷没有遭受燃烧弹袭击也是运气。如果日本没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倉敷很可能会是燃烧弹的下一个目标。
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在阐述一个理论或解释一个论据时，应采用最简单的设定方式。如果几个事件能用一个设定解释，则这个设定最可取。运气可以解释这几个日本城市在二战中为什么没被炸毁。
看似矛盾的是，京都的第一个运气在于它被选为原子弹的目标，这让美军保留它不作为燃烧弹的目标。而时任战争部长的史汀生把京都从原子弹目标名单上划掉。他不仅不让京都成为原子弹的目标，他干脆不让再炸京都。（如下面讲的，京都被炸过几次，损失都不大。）
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美军中有人把京都戏称为“史汀生的宠城”，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京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因为他亲身体验过。
奥蒂斯·卡里(Otis Cary)在《日本季刊》1975年10月-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以充分证据说明，京都被保护是史汀生一人的功劳。卡里也揭示了日本人神化华尔纳的原因。
他写道，二战期间，京都被轰炸过7次。其中3次是没有找到任务目标的、飞散了B-29轰炸机把所载的炸弹瞎扔下来的结果，另外4次是有计划的小型轰炸。在其中一次轰炸中，京都御所的一个外重建筑也挨了炸弹，但损失并不严重。
1945年12月他随美军进驻京都后，在同志社大学听到一种说法，当地人认为京都免遭轰炸是因为一位来自美国的老修女二战期间一直住在京都，所以美国人没有炸这座城市。他还和那位老修女见了一面，她认识卡里的祖父（他的祖父1890年代在同志社大学教过书），还错把卡里当成了他的父亲。那时她已病入膏肓，不久就去世了。卡里觉得老修女的存在让京都免遭轰炸的说法很“荒唐”，不过，他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寻找“保护神”的开端。
1947年他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定居京都，那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已经成了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华尔纳来自波士顿的上层社会，190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曾师从日本著名美术史学者和鉴赏家冈仓天心(1863-1913)，学习日本艺术。后来他在哈佛执教，并担任福格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馆长，培养了一大批美国的东方艺术学者。华尔纳的夫人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
华尔纳曾和其他学者一起，为1943年初成立的“保护和挽救战区艺术和历史古迹的美国委员会”(简称罗伯茨委员会)提供清单，列出不可弥补的欧洲和亚洲珍贵艺术瑰宝，以帮助美军培训占领部队，教给士兵们如何识别和对待战后废墟中发现的艺术品。华尔纳曾于1946年4月到8月间在日本，给战后从事整理日本艺术品的美军部门做顾问。他在哈佛教过的学生、当时在美军服役的劳伦斯·史可门(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时间是从1945年8月到1946年中。(梁思成写的材料中提到了史可门，也说明梁工作的结果最终送到了罗伯茨委员会。)
卡里分析了日本神化华尔纳的原因，他写道：
"[T]he virtually complete survival of Kyoto and Nara brought great joy and relief to art lov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In short order speculation compounded rumor, and an understandable rationale with uniquely Japanese overtones evolv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s had shown for these two cities. (京都和奈良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给太平洋两岸的艺术爱好者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宽慰。很快，推测加谣言为美国人予以这两座城市的特殊考虑演绎出了一个带有独特日本色彩的、可以理解的解释。)
It went something like this: it surely required a person of surpassing sensitivity to appreciate the renowned and priceless treasures of Nara and Kyoto in order to persuade the military to preserve them. In American this idea would have to have originated in someone – probably from their best university, Harvard – with extensive knowledge of and actual experience in Japan, with access to the highest sources of power. (这个解释大致是这样的：肯定需要一位具有超乎寻常敏感性的人来欣赏奈良和京都的著名稀世珍品，从而说服军方保护它们。在美国，产生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来自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他有丰富的知识和在日本的实际经验，他能接触美国最高的当权者。)
[Warner] fitted the desired script perfectly, and his apotheosis began with an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Asahi of November 11, 1945. (华尔纳完美地符合这个渴望的脚本。册封他为神的故事始于1945年11月11日《朝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
华尔纳知道日本人把自己奉为奈良和京都的“保护神”后，在公开场合、以及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否认了自己对奈良和京都免遭轰炸起过任何作用。但他越是否认，日本人就越相信他有功。后来日本在几个地方还为华尔纳树了纪念牌，包括在奈良县斑鸠的法隆寺、以及奈良县桜井市的安倍文殊院。
卡里还联系了其他被认为可能为“保护”京都起了作用的美国人，比如费正清的哈佛大学同事、日本问题专家Edwin O.Reischauer(赖肖尔)，史汀生的表侄、上过费正清和赖肖尔一起开设的“东亚文化课”的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 ,1919-2008)，他们都否认自己影响过史汀生。
参考资料：
Otis Cary, “The Sparing of Kyoto, Mr. Stimson’s ‘Pet City’”, Japan Quarterly, Vol.22, No.4, Oct.-Dec. 1975, pp.33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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