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同学的长篇小说《重大计划》在科学网上开始公开写作使我眼前一亮：多年来思考的问题多了一条解决途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重大事件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意识形态的争鸣戛然而止，利益的博弈渐渐地成为了主旋律。随着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念的一点点缺失，利益博弈中，对于各类政经资源的垄断愈演愈烈，特殊利益集团日渐坐大，终于到了足以绑架国家政策的程度，致使社会管理离自恰——这一理想模式——越来越远，行政操作——这一反过来造成进一步垄断的管理方式——成为常态。
社会中一部分人对于政经、生活、以及个人职业发展资源的垄断愈加强化，大面积地引发了林林葱葱的社会文化怪胎。处于利益垄断链条末端的芸芸众生也在发生分化。体力劳动者开辟了八小时以外的第二职场，那些非高端城市小区周边的夜市，白日工作了一天的百姓摆起了羊肉串、麻辣烫、水果、衣物、小饰品的摊位以贴补家用；有点积蓄的民间人士热衷于炒房；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基层研究人员则纷纷刨光考核指标争取上位，试图挤进那些被大垄断者视为鸡肋，被学术草民视为名利塔尖的各类计划。
这一现象的严重后果是社会根基的腐蚀，即各行各业的职业责任或曰职业道德的缺失。城市底层民众练摊还好，因为在社会保障不济的形势下能让自己活好就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但对于科学家伙、教学家伙、医疗家伙们等则不然，其职业道德可不象让自己活好那么简单。追求真理、热爱学生、尊重生命既是这些家伙们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也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底线，甚至可以上纲上线到保证任何物种要延续下去的基本群体道德，尽管其严重性比不上拥有行政资源的管理家伙们的职业责任问题。
自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由于利益集团的绑架，我国坚拒累进税率的房产税这个唯一有效的调控手段（2003年起便不断有人建议），房屋的属性由居住设施变为金融产品，房价疯狂飙升，基本生活成本大增。教师，特别是青椒们从十年前受人幢景的城市白领变成了贫困一族的青椒焖。相对生活质量的日益贫困化不仅恶化了教师的从业环境，更拷问着人们的职业道德。普通而善良的人们一方面面临着该追求科学真理还是该象当年在陋室准备高考那样顺应官方指标而出头的选择；另一方面还面对着防不胜防的作弊者对有限渠道的捷足登先。恶化的环境必然滞后人们的学术提升，我国本来就存在的秀才多多、天才寥寥的局面在加剧。
面对学术领袖的短缺，不善于玩自恰的管理层祭起了行政性计划的法宝。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到了真垄断和大富贵的许多科学家伙们再也按耐不住脱贫或更富的激情，职业精神早就大打了折扣，任何重大计划的评审都将受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左右，分化进一步加剧。于是悖论出现了，利益的愈加分化造成了科技领袖的愈加短缺，短缺刺激管理层加大行政计划的力度，强化的计划反过来使利益分化成蔓延之势。更根本、更恐怖的是局面一旦形成，是非从此颠倒，站在科学和学科的立场考虑问题成了凤毛麟角和迂腐不堪，为个人生存、出头、翻身、达富练就技巧才是时代的强音。江河日下啊，哪里才是峰迴路转的拐点？
陈安同学目光独炬，率先发现了在科学界和文学界之间俳佪的悖论＋机遇，执笔著起了背景远比《围城》波澜壮阔、肩负文化对抗重任的《重大计划》。我期待着陈安同学能够脱去爱履，忘却诺夫，深深立足于科学界这片肥沃的文学粪土，为我们这个时代育一朵绚丽耀眼的文学花蕾，铸一面阻挡人文堕落的文化盾牌，立一座值得后人考证的历史诗碑。子孙们啊，莫道我们这一代人活得窝囊，我们至少有安哥拉的呐喊与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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