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Ronald Coase）一生论著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如科斯在中国，在从教的几十年中，科老师可能时常面临考核不合格的尴尬，说不准学院、人事处早就亮出红牌，请君出瓮，哈哈。

科斯最有影响论文有两篇，一是1937发表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企业的性质》)。该篇是他21岁时候（1932年）的习作。另一篇是1960年发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社会成本问题》）。其有影响的著作总共加起来也就是十多万字。

但，两篇可敌国，足矣。

科斯开创了产权（契约）经济学、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当代经济学显学流派，这在学界是公认的事实。

 多和少有时又能说明什么呢？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

可惜，科斯真正成名是在他81岁后。1937年发表了标志契约经济学开端的论文，到了1991年才诺奖加身。搞得当时诺奖委员会主席不好意思，也不得不在颁奖典礼上调侃自嘲，称科斯的理论“大幅改善了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看样子，爱玲的主张只能停留在与胡兰成纠缠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的世界里。

胡兰成在台湾的一个弟子朱天文，在电视谈话节目里，左一个胡老师，右一个胡老师。敢情胡老师正在日本出差，尚健在。

不过，作为侯孝贤御用的电影编剧，还是成功的。所以天文可以原谅，瑕不掩瑜嘛。

但汉奸就是汉奸，含糊不得。

再过几天（2011年12月29日），科斯迎来101岁寿辰。

前不久，科斯向中国学者、经济实务界发出盛世危言：“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盛世危言的作用在于警示以防范未然。言辞矫枉过正实属正常，体现警示者的良苦用心。

在中国，如果说存在思想市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的有效性也是相当不足的，其“价格”体系是混乱的，没有效率的，甄别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因而是鱼目混珠的市场，是个柠檬市场，其结果是逆向选择。

沐猴而冠，是逆向选择的现象。汨罗江中的三闾大夫更是逆向选择的结果。

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的郁闷也是逆向选择害的。

东波可没科斯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