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全国的副食品供应都普遍紧张，北京情况略好一点。所以各地如在北京有关系的，或者有机会来北京的，都要买一些副食品带回去。

东北缺肉，特别缺猪肉。所以东北人来北京，经常带回去一大扇子冻猪肉上火车。有一段时间，在北京买猪肉是不要肉票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恢复了供应猪肉时还需要肉票。具体是什么原因，没弄清楚。当时买两角钱以下的猪肉不要肉票，所以很多人家都去买两角钱的猪肉，用盐腌一下。这样就能多吃一点猪肉了。

在北京买猪肉用肉票，是不把排骨、腔骨、肘子等部位算在内的。买这些东西好像不需要肉票。但在其他地方，买这些部件都需要肉票，可见这种凭票供应也并不公平。有个在云南的亲戚，用肉票买的带骨肉，把肉从骨头上剔出来，骨头炖一锅，肉再炖一锅。

在七十年代，买鸡和鱼也是稀罕商品。有时候，回家看望父母，总要带一些鸡和鱼回去。买这些东西，得去大的菜市场。离家近点的有菜市口菜市场，远一点的有西单菜市场。再远一点的还去过东单菜市场。主要是买鱼。当然当时菜市场里卖的都是冰冻的海鱼，一般是带鱼，也有黄鱼。那是真正的黄花鱼，又叫石首鱼，味道真不错，蒜瓣子肉。现在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花鱼，非要那么叫不可，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黄花鱼有一段时间比较好买。有时候随便进了一家菜市场，就看到有黄花鱼卖。就顺手买了两条，到同学家，打几个人一炖，再一块吃，就算很好的牙祭了。

我回家看望父母，多在节日前夕。菜市场里人山人海，要排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队才能买上。这个时候，人们无奈，也就不吝惜排除的的时间了。一般带鱼都不难买，而其他的鱼就不太好买了。当然，比较好吃的是黄花鱼，如果没有，就退而求其次，像什么鲅鱼、快鱼，味道也都还可以。有时候还能买到鳗鱼，样子不那么好看，但味道不错。当时还有大量的橡皮鱼供应。可是人都说，橡皮鱼不好吃，所以我一次都没买过。

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到东单菜市场排队买菜。那队伍极长，前后排队的人，再不认识，也闲得无聊，就互相聊起天来。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先生，当时年直去四十多岁，说他们家住公主坟以西，可能是部队大院的。人家问他干吗跑这么老远来排队买菜，他说，家里来客人了，没菜怎么行。他所说的菜，无非就是牛肉、鱼、鸡之类。我主要也是买鸡和鱼。有一次，在西单菜市场排队时，说有活鸡卖，结果就买了两只。可是火车上不让带活物。我就自己把两只鸡都宰了。在宰鸡前，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我买了活鸡的事。母亲一听，很高兴，就连忙在家里收拾出一个鸡窝来，想把两只鸡都养起来，以后好让这鸡生蛋。等我回家，看到两只已经被宰的鸡，母亲的兴奋劲一下子就滑落了下来。我只能解释说，火车票上不让带活物，怕给没收了。母亲虽然没再说什么，但那种失望的感觉仍然让我今天历历在目。

除了往家带鸡和鱼，有时候还要买鸡蛋回去。当时在北京买鸡蛋不受限制，所以在去父母那儿的时候，还可以在北京买好鸡蛋带回去。

当时的北京城市居民，确实享受着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的副食供应。虽然说北京人未必因此就有多高的优越感，但内心的小得意也是不会少的。而那些生活在北京之外的老百姓，看到北京的这种特殊性，心里能没有不平衡的感觉吗？肯定是有的。人们嘴里不说，心里的别扭劲是一定少不了的。这种感觉我们也能体会得到，可是普通的老百姓又能如何？

除了副食供应，工业日用品的供应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北京，买自行车和缝纫机，除了个别名牌是要凭所谓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的的，而那些非名牌工业品，就基本上可以随意购买。而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不分是否名牌，只要是同类的工业品，一律都需要某种凭证。比如，在北京，购买自行车，当时如果要买飞鸽、永久这一类名牌的，那也是需要上面发到单位里的自行车票的，而如果购买凤凰牌、红旗牌之类不太被北京市民看好的品牌自行车，则可以随意购买。可是除了个别亟需的之外，那些自行车摆放在自行车商店里，很少有人问津。但在北京之外的城市，任何品牌的自行车都需要这种自行车票。这当然也同样是一种不公。我的姑母说，在广州，26英寸的凤凰牌男式自行车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即使要票也供应得很少。我利用探亲假到广州去看望姑父姑母，就在北京买了一辆这个型号的自行车，通过火车随车托运带到广州。姑父看到这辆车，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四十多岁的人，就像孩子一样高兴得合不上嘴。我自己，直到最后，也没有买到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后来还是请弟弟帮忙，在他所在的城市购买了一辆在北京根本就算不上好品牌的自行车。这个品牌的车，在他们那儿也没人争抢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