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干了两年多，我考上了研究生。本来毕业后，一直没放弃考研，但前几次都不成功。原因是所选的专业不太对头。我前几次报考的都是欧洲哲学史方面的，这种专业招生的学校就不多，招生的人数更少。而我的考试成绩也都提不起来，所以落榜是很正常的。后来，我找到大学时指导我毕业论文的王老师。王老师给我出主意说，你还是报考哲学原理专业吧。这个专业招生的人数多，考上的机会就大一些。
我听取了王老师的建议，改报了哲学原理方面的专业。当时，北航与中国社科院搞了个联合招收哲学类研究生的合作，因为当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武光是北航第一任院长。因为有这么个关系，所以在武光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合作就办起来了。我的导师是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师。
在厂里工作时，工资每月56元钱，我们称56大毛，意思是钱够不上那么多。比毛票大点，比一块少点，谓之大毛。考上了研究生，学校只给原工资的90%，也没有厂里的奖金了，生活压力肯定是要大了不少。但节衣缩食还能应付。更重要的是，妻子在这个时候毅然下海，也是对我读研究生的很大支持。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听过不少课，但更多的课其实就是自己阅读原著。读完原著后，写篇文章，就算是考试了。所以在研究生阶段，考试的成绩都是80分以上，个别也有90分的时候。鉴于这种情况，所以在研究生阶段，基本就没有为分数着过急，担过心。
通过阅读原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觉得学习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开始有了兴趣。这与当年上大学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在研究生阶段，因为与科技哲学的同学一起上课，所以他们的有些课我也有兴趣。同时还选了计算机专业的Fortran77、COBOL语言、还有软件工程方面的课程，还选了数理逻辑、集合论与图论的课程。这些课程花了我不少时间，要做作业，但心里是很喜欢这些课程的。虽然这些课并不都学得很好，但还是很喜欢。像COBOL语言课，最后任课老师还给我了90分。这门课是全校研究生的公共选修课。而集合论和图论，我也得了88分。有两道题当时怎么也想不出来解法，所以没有做，扣了12分。但是一交上考卷，就立刻想起来该怎么做了。这也是该着。这门课都是跟他们本专业的本科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的。
原来在社科院，后来调到中央民族大学的王雨田老师给我们讲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方面的课程，让我对这个领域也有很大的兴趣。后来在这个方面也做过一点研究，跟这个课程有很大的关系。
我做学位论文，是自选的题目，记得是讲劳动主体方面的题目。这个题目不是导师给定的，我的导师可能对这个领域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做学位论文时，那时还没有用到计算机，都得用手写，一笔一笔地写。写完初稿还要请导师看，看完再改。改还不止改一遍。现在想起来，研究生学习阶段最辛苦的时间就是这一段。我平常很少开夜车，但在写论文的日子里，我最晚一次弄到夜里两点多。后来再也没有这么晚过，甚至连因为工作干到夜里一点的情况都没有。
那些日子，我的后脖梗子有点发酸，最初以为是落枕，可是好像不太像。脖子怎么转都不舒服。过了几天，问题出来了，左边的脸耷拉下来了，面神经麻痹，也就是面瘫。这就呈现出嘴歪眼斜的症状。家人一看，倒没慌，说赶紧去医院。我们家当时住在广安门南滨河路一带，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很近，于是就去看中医。中医说你后脖梗子酸是因为后脑的两个神经管有一个发生水肿，就是左侧的神经管出现水肿，所以导致左侧面神经麻痹。医生说就针灸治疗吧。于是就开始进行长达数月的针灸治疗。按理说，中医研究院医疗条件应该很好，大夫们水平都很高。但有个问题，世界各地学中医的都到这儿来聚齐。所以扎针灸的，都有一大帮外国留学生在。所以很多情况下，医生指点着穴位，让留学生给扎针。虽然病人都不情愿，可是谁也没办法。要搁现在，病人肯定会提出自己的权利，对这种现象表达不满或者抗议。可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理念，所以只能自己忍着。
扎了好几个月，肯定有缓，有好转。但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脸上肌肉总有点较劲，不太舒服。但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论文答辩的时候，嘴还是歪的，说话勉强不太漏风。眼睛也还有点斜，就带个平光镜，遮遮丑。本来论文答辩是一件让人特别紧张的事，后来看过上几届的答辩情况，觉得也不过如此，所以不是特别紧张。但真轮到自己的时候，这紧张劲儿还是过不去。反正再怎么煎熬也就是两个钟头的事，一咬牙一跺脚就过去了。
很快就毕业了，学校让留校，这本来也是预先就知道的事。但后来又心存侥幸，想去读个博士学位。跟领导一提，被一口回绝。其实，我想读博士的决心也没那么大，毕竟家里有两个孩子，不能都让妻子一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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