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科研工作还在继续，但节奏明显放慢。看到有的年轻人喜欢我在科学网上一些回忆文章，我很欣慰。我在茶余饭后有时回忆起几十年来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往事。总结一下我在这些重大事件经历中经常采取的“顺其自然”心态和表现可能有点现实意义，也许可供年轻人面对一些“纠结”事件时参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顺其自然”这个“箴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恐怕并不简单。有的人面对人生一些“重大事件”时费尽心机做出选择，设计未来，然而有时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尽如意。我总结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大致如下（基本属于如实陈述）：
第一件事情要说高中毕业时经历的高考事件。众所周知，高考关乎千家万户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农家子女，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记得我们那年（1965年）大学全国录取人数不到20万，我们学校录取不到1000人。那么我的高考经历会有什么故事呢，为什么值得说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我曾经在相关博文中介绍过我高考时家里的经济状况，那是我父母亲经历最为艰难时期。因为祖母年纪大，弟妹们多，而且背书包的好几个，那个时候可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全靠父母亲两个人劳动挣那点工分（相当于每天几角钱）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标准，家里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为此，我作为长子曾经有过放弃高考的念头，尽管上大学，跳出农门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外，我高中毕业的1965年全国出了一个受到国家表彰的年轻人回乡务农的学习榜样董加耕。所以，有人鼓动我们班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准备要走董加耕道路，回乡务农，并认为我们这样的高中生在农村一定会大有作为。父亲听说后大发雷霆，扬言要教训我。母亲则好言相劝说：你去考，考上了我要饭也要供你读。父亲后来也说：只要你参加考试，没有考上不会怪你。有了父母亲这种“顺其自然”态度，我高考时自然很是放松，心态极好，考试结果有点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一个全国重点大学。当然上大学期间母亲也并没有去要饭，是大姑借了一笔100元巨款让我顺利去北京这所大学报到。在学校由于拿到高额助学金，每个月除了15.5元饭钱（只发饭票），还有2元零花钱，所以大学5年基本上没有要家里钱。我称为“顺其自然”考大学事件。
第二件事情是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的事，这是一个年轻人经常面临“纠结”的重大事件。我们1970年毕业时1969届（他们在学校整整多呆了一年）和1970两届一起分配。由于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的1966，1967，1968三届都没有留校毕业生。因此，国家决定在我们两届毕业生中选择留校人员。全校不到2000毕业生，留校大概不到100人（我们年级5个班，130多个同学，留了8个）。经过毕业分配领导研究，我们班决定我（可能主要是我能吃苦和家庭出身好）和另外两位同学留校（其中1人为中共党员，另一人为团员）。在我们三个留校人员中我属于特例，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共青团员（大学5年我不红，努力专，班上同学给我起了个“刘用功”外号）。经过负责分配老师给班团支部做工作，意思是说我毕业留校当老师还不是共青团员不大好，我才在毕业分配的最后关头入了团。那时候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三人中有一位同学坚决不愿意留校，要求到最偏远的宁夏地质队工作，接受艰苦奋斗锻炼。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让他与一位分配到宁夏的1969届女同学调换。这位同学在宁夏地质队工作多年后调回家乡杭州，那是后话。当年负责分配老师征求我对留校工作的意见，我说无所谓，我家里兄弟姐妹多，没有要求分配到江西工作的迫切愿望（我家是江西省吉安县）。这样我就“顺其自然”地留校当了老师，当时我们的身份称为“新工人”。这个称谓据说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的“创新”，目的在于区别于其他产业工人。当时我们大部分留校同学分配在湖北省丹江口的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暂时摘了臭老九帽子。当然，事情过了几十年后，班上同学聚会时说起当年往事，看到我在大学里的“表现”说，其实留校也不错。这算是“顺其自然”留校工作事件。
第三件事情是留校当老师以后发生的事情。记得大约在1993年前后，新提拔的系主任很有魄力，对系里机构进行改革，将所有教师分成四部分：实验室老师主要从事实验教学、教研室老师主要从事课堂教学、研究所的老师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生产开发部的老师主要从事生产技术开发。当时由于我正在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系主任就将我分配到研究所工作。说心里话，那时我内心很不愿意。因为，到研究所工作离开了教学岗位，也不与本科生接触，招收研究生很困难。那时我已经是副教授，加上国家基金项目也需要研究生参与完成。但我只好服从安排，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不去的请求。这位系主任也因为这次改革有功而提拔为副校长。我也在这个只有6个人（除了我和另外一位比我小10多岁的属于中青年人外，其他几位都是即将退休的老头）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呆了大约6年。当然，对我来讲“既来之则安之”，这6年光阴并没有白费，集中几年时间搞科学研究，出了一些好成果，又获得了2项国家基金项目和2项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在此期间顺利晋升为教授。后来新上任的系主任解散了研究所和开发部，我才又回到教研室从事教学活动。重新上课就有2位学生考取了我的研究生，从此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这样看来我到研究所工作也并没有吃什么大亏。这算是“顺其自然”应对工作变动事件。
第四件事情是申请博士生导师经历。我晋升为教授后就开始申请博士生导师。但是如上所说，由于我在研究所工作，学生不了解，导致我指导硕士研究生比较晚。按照学校博导条件中有一条，需要完整指导一届硕士研究生，这个看似合理的规则在有的破格晋升教授的年轻人身上采取了特殊放宽政策。我考虑后只好无奈放弃了校内申请，改为申请在武汉的中科院一个研究所的兼职博导，承蒙研究所一位院士厚爱一次成功。第二年学校领导考虑到这个情况，才同意我继续申请校内博导（其实这时我依然没有毕业硕士生），并获得成功。当然，博导只是指导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资格，不值一提。
我经历的这几次人生“重大事件”采取的“顺其自然”态度看起来似乎属于“被动”适应，然而却是我性格使然。我是一个有点自知之明的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力改变别人，尤其是领导，更不可能改变周边的小环境，只有自己“顽强”和“硬着头皮”适应。在我们当今社会里，我们一些家长，尤其是那些有点知识，且比较富足家庭的家长总想规划自己孩子的未来（当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些家庭的孩子一般比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孩子要辛苦的多。他们的孩子几乎从幼儿开始享受“痛苦人生”。事实上，一个人的成长还是有点“天意”，家长和社会只能为他们成长提供正面的积极环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只能采取措施应对我们个体不容忽视也无法抗拒的客观现实。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多样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自己客观实际，做出一个理性选择并非易事，况且很多选择的长远结局不可预测。我常告诫学生与后辈：当我们还不能客观理性面对当前的现实时，还不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地做出当下选择，那样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日后实践证明的好结果，即使不好的结果，你又能如何呢？唯有再次选择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路走过，路漫漫其修远兮。
2013年12月2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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